史书称赞高攀龙、顾宪成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明史》本传)说明他们在明末学界中有不小的影响。他们是东林学派的创建人，同属一个理学派别，但又各有特点。
高攀龙(公元15621626年)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因正直敢言，语侵阁臣，谪为广东揭阳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归。不久，父母相继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与顾宪成等人重建东林书院，着书讲学。顾病逝后，他独肩其责。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诏起光禄寺丞。翌年，进少卿。他上书皇帝，请破格用人，并论述务学之要致治之本。四年，升任左都御史。时杨涟等群揭阉党魏忠贤罪行，他和吏部尚书赵南星联名弹劾贪官崔呈秀，遭到阉党迫害，被削职为民，东林书院也同时被毁。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二月，阉党魏忠贤再次制造诬陷东林党人的大冤狱，下令逮捕已被罢官家居的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称“七君子”)。高攀龙获悉缇骑即到，即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终年六十五。生前着述颇多，约有二十余种。门人陈龙正编集成《高子遗书》。除此，他还辑有《朱子节要》和《张子正蒙注》，但均未收录于《高子遗书》内，今日难于查找。
高攀龙“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明史》本传)。年十五，师事茹澄泉和许静余，“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探诸儒语录、性理诸书”(《高子年谱》)。年二十五，听顾宪成和江右罗懋忠(号止庵)讲学于黉宫，“始志于学”；“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同上)。年二十八中进士，与薛以身(敷教)、欧阳宜诸(东凤)、王信甫(中嵩)同出赵南星(侪鹤)之门。赵对高教益颇深。年三十一，在京任职期间，由于司中无事，藏书又多，他“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书、薛文清《读书录》手自摘抄”(同上)。“一日读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惕然有当于心，自后每事必求无愧三言而后已。固作《日省编》，以先儒所论切要工夫，分附《大学章句》下，为初学指南。又集《崇正编》，以先儒所论儒、释分歧处，汇成一书，以端学脉”(《高子遗书》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可见，程、朱之学。和明初着名朱学学者薛文清(笕)对高的影响颇深，因而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宗程、朱的。
高攀龙谦逊好学，学无常师，在他贬谪广东揭阳途中，遇东粤陆古樵，又间接从他那里接受了陈献章的“主静之学”，主张“静坐与读书互用”(《高子年谱》)。在他从揭阳回归故乡途中，经过漳州，又与李材“辩论数日”。高“恪遵程、朱”，“谓格致是《大学》入门第一义，即《中庸》之明善”，对李材的“止修”学说，颇为赞赏，谓“李见罗揭修身为本，于学者甚有益，故游其门者，俱切实可观”(《高子遗书》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这些都说明高攀龙的学术渊源，主要是来自程、朱之学，但也夹杂着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和李材的“止修”学说。
高攀龙宗程朱理学，首先表现在他对朱熹的赞美。他说：
删述六经者，孔子也。传注六经者，朱子也。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同上卷三他认为孔子之学，只有朱子“为得其宗”，是孔子的继承者，因此他很赞同薛笕谓“朱子功不在孟子下”的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可谓知言矣”(《朱子节要序》)。
又说：
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究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同上他宣称：“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高子遗书·序》
其次，表现在他对牾程、朱的言论，坚决采取抨击的态度。在他拜官之日，时有四川佥事张世则疏诋程、朱，欲改《易传注》，并要求将所着书颁行天下。高攀龙即上《崇正学辟异说疏》予以抨击。
他分析了自明世宗嘉靖以来学术思想界的动向，认为嘉靖以前“虽有训诂词章之习，而天下多实学”，而自穆宗隆庆以来，王学炽行，“率多玲珑虚幻之谈，而弊不知所终，以顿悟为工，而巧变圆融不可方物”，以致造成“今日高明之士，半以为佛、老之徒”的严重局面。他针对这种弊端，提出“扶植程、朱之学，深严(佛、老)二氏之防，而后孔、孟之学明”的建议。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高攀龙“扶植程、朱之学”和反王学末流之弊的鲜明态度。
第三，高攀龙还从儒家学脉的演变和权衡它们各自的利弊出发，表明自己宗程、朱而反陆、王的立场。
他说：
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陆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手，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便包不得朱子。陆子将周子《太极图》、《通书》及张子《西铭》俱不信，便是他心粗处。朱子将诸书表章出来，由今观之，真可续六经，这便是陆子不如朱子处。(《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又说：
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薛王宣)、文成(王守仁)便分两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
今日虚病见矣，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高于遗书》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
由此可见，高攀龙是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儒学中的分歧。他从纠正当时“虚病”出发，提倡朱学学者薛文清的务实之学，反对宗王学的“病虚”之学。高攀龙的这些见解，以及他特别强调的“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的观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所以得到了当时一些儒者以至后学者们的好评和赞同。不过，全盘否定王学，不能从王学中吸收关于理论思维的合理因素，这也是一种偏向。当时有些学者很赞成高攀龙抬高朱学、贬低王学的观点，如：叶茂才就称赞他“忧世淑人，砭俗回澜”(同上)。门人周彦文在《论学语序》中也这样说道：
自顿悟之教(指王学)炽，而实修之学衰。嘉、隆以来，学者信虚悟而卑实践视居敬为拘囚，目穷理为学究；恶言工夫，托之本体，更不知操存为何物矣！斯文未丧，东林代兴。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辟世则张子之邪说，使程、朱之学晦而复明。未几罢官，归里三十年，与泾阳顾先生辈力扶正学、专事实修。
后学叶裕仁在《高子遗书·跋》中，也指出：
明正、嘉之际，王学炽行，洎于隆、万，至倡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学术之裂极矣！公与顾端文公起而拯之，辟阳儒阴释之害，辩姚江格物致知之谈，其言深切明着，由是绝学复明。
他们都比较一致肯定了高攀龙和顾宪成抨击王学末流的作为和见解，认为顾、高是以纠正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放诞而不务实学之弊病为着眼点的。
故《明史》也称道高攀龙说：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龙传》
高攀龙的上述见解，以及时人、后学对他的评论，已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理学思想是“恪遵程、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