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主张征收钱粮有一定之规。为了防止官吏利用征收钱粮之机中饱私囊，他提出，官府须把征收数额提前算清，通知民众；民众按限完纳，不能者按限拘比，“比责须是分数明白”；催征只用里甲，不得派皂役执牌下乡，“徒空鸡犬，无益茧丝”；征收银两时，不得加收“火耗”。
他反对加派，认为它“失人心”，害“以岁计”。但面临财政匮乏，他又主张予以容忍，提出“随各府田粮之则，合成田粮一亩，始加一亩之派”，而去除“荡滩山峰不毛之地”的加派，如此，“地力既均，民不偏苦，庶可少捱，以俟外患之平”。
第三，他呼吁改革江南粮解制度。明中叶以来，由于土地不断集中，官户优免日益增多，农民相率逃亡，“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以致“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往往破家。高攀龙指出，“吴中重役，粮长为甚”。他主张，官户多出米而免役，富户多得米而服役，“令各郡县约粮长每年所费多寡加派役米”，“则粮长处处无累”，“永赖之泽也”。他揭露白粮解运等“多为积猾包揽，私侵入橐”，“此江南一大蔽薮也”，主张对其实行改折官解，“既得年年足额，一洗宿蠹，又可略省水脚，充抵别需”。对“足以破民家而杀其身”的朱漆、茶蜡、皇砖、胖袄四解役，他也提倡“民办物，官为解”，使“官民两利”。他还主张给运夫以充裕的运费，使其“见利忘劳”；允许解差夹带私货，沿途自由交易，以便“劳民自润”。
第四，他要求保护工商业。高攀龙出生于“治生”(从事工商业之家，强烈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万历时无锡有恶棍任奎勾引税官诬平日所怨四行家，他请地方官“将真情竟申太监，以昭雪无辜”，“万勿解此四人以投虎吻”。矿监、税使在明神宗死后罢废，但天启初又有人议复商税，他立即修书严责。他又上《罢商税揭》，痛论商税之害：
“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商以贵买，决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税复而宁知底极乎？”
他主张政府行事要“惠商”。在给一位盐政官员的信中，他说：
“台丈在咸司，诸人密伺，弟谓咸司当重于惠商而轻于稽弊”。他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提倡“体恤铺行”，称如此“得民心最捷”。
在担任有关职务时，他还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行。其主光禄寺，“裁无名供费，发铺行物价，革诸曹铺垫”。入都察院，拟上《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其中又详列州县不得骚扰铺行的条款。
5.强调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高攀龙认为，为了稳定封建秩序，还必须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他特别重视从思想上控制民众。为此，他强调州县官须阐恶扬善，“如是久而教化自兴”。他尤为看重乡约，宣称“此乃教化内一要事”，要求各地认真对待，除备置“记善簿”、“记恶簿”外，“又须有改过簿，许令自新”。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本县同善会讲论“为善”，宣扬只要众人为善，“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晴便晴，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人人享太平之福”。
“十家牌法”是正德年间王守仁巡抚南赣等地推行的一种制度，它以每十家为一个单位，联保联坐，牢牢地控制了民众。对于这一招，高攀龙极为欣赏，称“(王)文成公十家牌法决可行，行之决有益，此弭盗安民要事”。
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主张还有一些内容，如强调华夷之辨、提倡居安思危等，但因其论述不多，这里从略。
(三)高攀龙的个人经历和政治思想
高攀龙政治思想主张的矛头直指明末最腐朽黑暗的现象，是他为救治万历、天启时期社会而开出的一剂药方，其产生显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说，万历、天启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直接导致了高攀龙政治思想的产生。但是，它们并非其唯一原因或依据。高攀龙政治思想的形成，还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
1.家庭的熏陶
高家最初务农，有田很少。高攀龙高祖翼经过艰苦经营，置田三百亩，成为稍有资产的地主。到其祖父材、嗣父校(高攀龙幼即过继给叔祖校为子)时，高家开始经营工商业。高校“纤啬治生产”，“为什一息”，积千余金；其生父德征“一意治生”，“有堂三楹，产千算”。高家起于农业，又经营工商业，因此高攀龙同情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对工商业者也有一定理解，这在前述其政治思想主张中有明显体现。
高材嘉靖年间曾为黄岩县令，任上力抑乡绅，“尽反侵夺民田地”，严惩作恶胥吏，均平田役，简严治讼，募集义士以抵抗倭寇，等。
高攀龙拟《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其中有许多条款即与高材的治法相合，再次表明其政治思想所受家庭熏陶。
2.同志的影响
高攀龙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与许多正直的封建士人结为“同志”，彼此切磋，相互砥砺。如他出赵南星门，“同门皆表表英杰”，“交相劝勉，有不诣其极不止者”；官行人，僚友多海内名士，“善以相长，过以相规，往往至丙夜不休”；家居时，与顾宪成、薛敷教、钱一本等讲学东林书院，并称“东林八君子”，讨论商榷尤多。
长期与正人君子互相切磋，很自然会受其影响。如果我们把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与顾宪成的政治思想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显然，二人互有影响。
3.传统思想的烙印
高攀龙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因而其政治思想广泛汲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成分。如他的君权神授、亲贤远佞、讲学治国、减轻对民众的剥削等主张，均可在传统政治思想宝库中找到根源。
(四)高攀龙政治思想的哲学依据
高攀龙不仅是明后期的着名政治家，而且是当时重要理学家。
其理学思想颇具特色，实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高攀龙“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后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宗奉程、朱的理学思想。他继承了程、朱的理气观和人性论，认为“理”是万物本原，“气”是万物生成材料，“性”即“理”。
他同意程、朱的“穷理”必须“格物”，提倡格“一草一木之理”。在为学方法上，他分析了朱、陆后学或重“修”、或重“悟”的弊病，指出“修”、“悟”不可或缺，二者“并无轻重”，强调“存心必由静坐而入，穷理必由读书而入”。这些，又一定程度地反映出陆、王心学对他的影响。他提倡“实学”，宣扬“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呼吁广大士人把从书本上学到的治平之术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因此他主张通过讲明程、朱理学来治理国家。他提倡“实学”，自觉地以国事为重，企图扶大厦于将倾。他对陆、王等人不抱偏见，其理学并吸收心学的一些合理因素，其政治思想中也提倡王守仁的“十家牌法”。因此，我们说，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五)高攀龙政治思想的意义和影响
高攀龙的政治思想，无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还是在明末社会，都占有一定地位。
第一，高攀龙的政治思想有直接承袭传统政治思想的部分，也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部分，这就丰富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例如，他适应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趋势，自觉地把“商”看作“民”，要求“惠商”、“体恤铺行”，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进一步充实了传统的重商思想，这是其政治思想中最富时代特色和意义的部分。再如，他明确地把君子、小人之辨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以君子作正直之臣的化身，以小人为邪佞之臣的同义语，因而把君子、小人之辨从传统的注重个人修养推及到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确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推进。此外，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以抨击明末黑暗政治为显着特色，客观上具有反对暴政、追求民主的倾向，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但是，他的政治思想以维护君主集权政治为宗旨，所以他的“惠商”、“体恤铺行”之呼以及君子、小人之辨等，无不贯串着挽救明王朝大厦于将倾之良苦用心，因而这些具有积极理论意义的主张显得微弱无力，反对暴政、追求民主的小溪最终汇入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大海中，这是其时代和阶级局限决定的。
第二，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主张，无一不是针对明末政治和社会的弊端，因此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他以历史上的兴亡为鉴戒，警告现实中的君、臣要守“道”；主张登用正人、抑制宦官势力和“自反”，冀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提倡讲学，企图以封建经典来约束腐朽胡为的封建统治集团；呼吁减轻剥削，缓和激化的阶级矛盾；强调加强控制，维护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总之，他主张通过政治改良来挽救明朝行将灭亡的命运，确有一定的可行性。他在《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中即说，只要约成，则人人守法，“如农之有畔而无越思，则天下治矣”。他的一些政治思想主张，如保护工商业者、提倡讲学等，被他付诸实践，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当然，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主张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一，他不赞成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严厉触及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害怕冒“专擅”之名，而主张通过讲明封建伦常来挽救沦丧，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收不到实际效果。其二，他认识不到明中叶以来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经济原因是土地兼并的剧烈，也认识不到明末的加派是广大农民破产的催化剂，因此没有限制土地兼并的主张，且容忍加派，仍是把经济重负转嫁在广大人民身上，显然不可能缓和尖锐激化的社会矛盾。其三，他的用人主张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登用正人，认为用人行政的关键是进君子、退小人，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劝化”
和“自反”，对贤、不肖都予以容忍，反映出他的软弱和妥协，这在实践中也不能取得成效。另外，作为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一名普通官吏，他的这些政治思想主张也不可能在明末社会中得到贯彻执行。
高攀龙政治思想在实践上的局限性，表明他挽救不了明朝的灭亡。实际上，纵观其一生，我们发现高攀龙对挽救危亡也经历了由希望到绝望的思想变化。他初登仕途，认为只要讲明理学，“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从古以来，未之有也”。万历二十年(1592年)，他疏奏形势紧张，然“诚得其要而图之”，“而天下可措处泰山之安”。
天启初再用，他已感到败亡之象，称“今世运日下矣，如物之蛊坏者，骨理皆离，而外面尚合联”。面对将倾之大厦，他无可奈何，表示“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不知其他矣”。
第三，高攀龙的政治思想主张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中作用有限，但在后世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高攀龙的政治思想给人以启发。他把民众看作社会的主体，提倡“惠商”、“体恤铺行”，强调“实学”等，都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次，他主张用程、朱理学治国，提倡“实学”，并在东林书院等地进行实践，培养出大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和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