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别号泾阳先生。无锡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因直言削籍。为学主张“以世为体”，治学经世，留心时政。学术上推崇程朱，又认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其意最为精密”，但不满意“其揭无善无恶四字为性宗”，认为此实源于佛学。主性善，“语本性，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遗世着作主要收集在《顾端文公遗书》中。
东林书院原是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的学生杨时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罢官归里，就其地建东林书院，与《小心斋札记》。
高攀龙等讲学其中。《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清(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而建道祠以祀之。元至正间，废为僧庐。明邵宝欲复兴未果。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高攀龙的《〈东林会约〉序》也有相同的说明。
明代中叶以后，王守仁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核心的心学，逐渐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虽其初意对僵化的程朱理学有所矫正，对社会有着思想解放的作用，但到了王学末流，则放诞无所归宿，任性自适，不务实学。东林诸子的兴起即是对王学末流的反动。他们的思想基本属于程朱，又不完全拘守于程朱，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提倡气节，讲求实学，一扫王学末流任心自适的陋习，对当时影响很大。
东林诸子不仅在学术宗旨上主张关心时政、切中时弊，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了学派的社会影响，也招致了一些当权者和王学拥护者的嫉恨。《明史·顾宪成传》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题写的着名楹联，也正反映了东林诸子的这种学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诸子特别重视气节，培养不畏权奸，刚直不阿的精神。顾宪成、高攀龙等主持书院或在书院讲学的人都身体力行，堪为学者楷模。他们讲学，使“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东林书院由此曾培养出一批不畏权势、刚正廉洁的人物，如杨《明史·顾宪成传》。
涟、左光斗等，明末不少忠难死节的人物，如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宗周、黄道周、吴麟征、马世奇等，都出自东林书院。这些都是《东林会约》讲学精神的现实基础和直接表现。
《东林会约》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所制定的章程。
高攀龙在“序”中说：“先生复为约，指示一时从游者修持之要。”这个“约”由其弟允成参修，“后学门人”高攀龙、刘元珍、史孟麟、安希范四人合订为一卷，收入《顾端文公遗书》中。《东林会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欲持程朱以矫王学流弊。它阐述了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规定了书院讲学的制度、程序、方法等，集中地反映了东林书院的讲学精神和东林诸子的为学宗旨。《东林会约》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规》为基础，除以“五教”、“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为基本规约外，再由顾宪成增修“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及具体规章制度而成，其主旨是要书院师生继承杨时的学术精神，上承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师，以纠正王学末流的陋习。《东林书院志》说：“泾阳先生爰作会约，以谂同志，而景逸先生(高攀龙)为之序。首列孔颜曾思孟，明宗统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周详恳到。
其间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泉证道之失，尤见一时障川回澜之力。”
东林的讲会，是东林诸子研究学术，进行舆论宣传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他们复建东林书院，以此为基地，招集士绅讲学，“每月集吴越之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苏吴地区的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和政治上受排挤的中下层官吏，以及其他有密切联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即率先提倡并研究西洋实用科学的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也常到东林书院讲学，开阔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视野。主、听讲的人大多是这一类謇谔人物，他们《东林书院志》卷七，高攀龙《顾宪成行状》。
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而借讲会“广联同志”，壮大阵营。《东林会约》述“今兹之会，近则邑之衿绅集焉，远则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所联属多矣。”也有不少学者，慕东林之名，走数千里来参加会讲的；也有闻诸学者在无锡讲学论道而不远千里，“泛舟问学”的。
《东林会约》对讲会的程式作了具体规定，其基本内容是：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小会在每月九、十、十一三日。大会之首日诣圣像前行礼，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每会由主讲人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每会设茶点，不布席。各郡各县同志，临会午、晚饭四人一席；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
宗统先师人物本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是在师生心目中树立“先师”、“先圣”、“先贤”的模范形象，以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思想品质及其标准；二是标明本书院的学术方向和学旨。《东林会约》所宗统的都是儒家思孟学派的道统人物，是程朱以来所祖述的先师及其学旨。《会约》说：“孔子万世斯文之主，凡言学者必宗焉。善学孔子，则颜曾思孟其选也。”所列学旨，孔子则“一贯之道”，颜子则好学、乐学之意，曾子则“大学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纲，子思则“中庸”之道，孟子则“道性善”之旨。全是理学程朱学派所坚持的“精义”。此外，东林书院还特重视宗统杨时及其后学。
《会约》指出杨时的学术地位：“先生上承濂洛，下启考亭四先生之精神，又与四先生相始终”。是程朱学派承上启下的人物，并立有杨时及其后学和无锡学者从祠者数十人，用以激励后学继承遗教，保持和发扬这一学派的传统学风。为此《东林会约》还规定了对他们的祭祀仪式：每年正月上甲日举行“释菜”礼，每年春、秋两季仲月仲丁日行“释奠”礼，用以进行书院的传统教育。
《白鹿洞规》是《东林会约》的基本骨架，有“定法程”的作用，是东林书院的基本教育纲领，它概括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实施的共同准则，不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以此为程式。《会约》道：“古之立教者，初无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纲大纪，自圣人至于初学，俱有不能越者，亦未尝无定法也。稽古昔生民揆典则秩彝训，约而有章，详而有体，其惟朱子白鹿洞规乎。”“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东林之会推是相与讲明而服行之”。在此基础上，顾宪成拟订了“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则是发扬程朱理学精神，针对王学末流而发的。
所谓“四要”：第一要“知本”。“知本”就是“尽性”。顾宪成说：
“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而这个“性”正是日用伦常的“之所以”；“乃其所以亲、所以义、所以别、所以序、所以信”；是人的道德修养的内在根据与可能性：“乃其所为学、所为问、所为思、所为辨，所为行”。认识了这个内在的本性，人就能达到主体价值的自觉，就能通过“修身”做到“言自能忠信”、“行自能笃敬”、“忿自能惩”、“欲自能窒”、“善自能迁”、“过自能改”。“性”的根本价值取向即在于说明人的教育的内在根据，脱离了教育和修为的“性”是没有价值的。
这正是为矫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以来王学末流以无善无恶为性，以不学不虑为学的流弊而来的。王阳明天泉证道曰“无善无恶心之体”。《会约》针对这一学旨指出：“性一而已矣，不闻有异同之说也。
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无善无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后之变局也。今之言曰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之后之变局也。或于同中生异，或于异中强同，葀淫邪遁皆从此起，不可不察也。”按这种无善无恶为性，往往就会“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视”，走到极处就是否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定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第二要“立志”。
“立志云何？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人一生之精神之所结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业之所根柢也。”“立志”的核心即在“自立”，自己提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要立志为圣贤，立志为圣贤就可以为圣贤。其实质是要求主体的价值自觉。第三要“尊经”，以“六经”、“四书”为“常道”。避免异端曲说的纷纷籍籍的干扰。第四要“审几”。“几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审几”即反省为学讲论的根本动机是诚心还是虚伪；是求立身要义，还是“树标志、张门面”；是讲求实学，还是徒慕虚名、应故事。这“四要”可说是东林讲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所谓“二惑”，一是有的人认为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有人认为“学顾力行”就可以了，讲学是多余的，用不着。
顾宪成认为以此两点理由反对讲学就是“二惑”，应当加以破除。他说：“此其不必惑者也。”这是因为讲学所讲的都是人伦道德，待人处事“日用常行须臾所不可离之事”，不为“迂阔”；而这些东西又都是“夫妇之所共知，之所共能”的，不为“高远”；如果这些东西不讲，那又“行”什么呢？“行”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所讲即所行，所行即所讲，讲行统一，学用一致，就不为多余。所以“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协而破之，是在吾党”。这可说是主要涉及到教育的必要性问题。
所谓“九益”，就是为学讲论的几大好处，也可说是顾宪成所概括的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认识。第一，讲学“专以德义相切磨”，从而能希贤希圣，进到人的最高价值领域，成为圣贤。第二，四方宿学硕儒齐集，正是宣传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时机。不论地位高低、男女老少都要来听讲。第三，会讲时“耳目一新，精神自策，默默相对，万虑俱澄，”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式。第四，当会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渐摩之熟，气体为移，肺肝为易，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第五，四方学者，不远万里寻师觅友，济济一堂，互相切磋，声应气求，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第六，一人的见闻有限，众人的见闻无穷。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个人钻研累月累日，旁搜六合，逖求千古而不得，一旦举而质诸大众之中，便相悦以解。第七，一日之中，可以“追按其既往”，“预筹其将来”，起旧图新。 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责任和力量，其责我也周，其望我也厚，爱我也至，而不敢妄自菲薄，聊自姑息。第九，“会以明学，会以明道”。把“明学”、“明道”作为求学的根本宗旨。从根本出枝叶，从“明道”出立言、立功、立节。此九者“皆致益之道也。”
所谓“九损”，是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提醒学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这更多地涉及到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者的学行风范的问题。第一，比昵玩狎，鄙也；第二，同党伐异，僻也；第三，假公济私，贼也；第四，评论是非，浮也；第五，谈论琐怪，妄也；第六，文过饰非，怙也；第七，多言人过，悻也；第八，执事争辩，满也；第九，道听途说，莽也。此九者“皆致损之道也。”
从《东林会约》来看，体现了东林诸子讲学的如下特色：
(1)程朱理学精神是讲学的基本精神。孔、颜、曾、思、孟，正是程朱祖述的宗师道统；《白鹿洞规》所规定的“法程”也正是程朱的“下学上达”的工夫，与王学的一超“顿悟”的简易工夫截然不同，而“四要”、“九益”正是程朱论学精神的发挥和具体化，“二惑”、“九损”却是王学末流的流弊。
(2)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保证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讨论会有正题讲座，讲《四书》、《五经》，大家“虚怀以听”；又有即席讲论；既有宣讲，又有辩难和商讨。
(3)讲会过程中，经常和以歌诗，使之“涤荡凝滞，开发性灵”，活跃思想。有时还请蒙学中的蒙童到会代歌。其作用可以振作精神，活跃会场气氛，启发学习的兴趣。所歌之诗，都有具体规定，主要是前代理学大师阐述理学情趣及修养方法的作品。如杨龟山《东林道土漫步》、王阳明《咏良知》、《月夜与诸生歌于天泉桥》、陈白沙《夜坐》、《独速》等。
(4)讲会的学术思想比较民主、活跃。既论学，又论政。这种自由讲学的民主学风，突破了当时束缚士人思想的八股学风，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而不是为“科名”；若“所希者科名”，则“非徒也，”那就是“失其为学之本”，丢掉了“设学之初意”。
(5)特别重视“群学”，主张学问须“质诸大众之中”。东林书院的讲会，通过演讲、讨论、质疑辩难，可使“累岁月而不得”解决的问题得以“相悦以解”。这就说明“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自古以来的所谓“圣贤”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众人”中学习而来的，是习一乡，一国之“善士”讲学，“收而为吾之善”。所谓“圣贤”，如果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的话，不过是通过“善学”好问，把“众人”的智慧集中于他一人而已，因而又证明了“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圣贤”的学问不过是“众人”学问的集大成。所以“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学问须大家帮扶，相推相引，相渐相摩，才可日进而高明光大。这种从“群学”教育思想出发的“圣贤”与“众人”的观点，具有积极、进步的民主意识，从理论上打破了天生“圣贤”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的虚诞，把“圣贤”与“众人”统一了起来。从认识的过程来说，不限于个人的认识，而主张“众智”，是具有一定的真理因素的。这也是《东林会约》的讲学精神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