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作为地主阶级的教育家、学者，他根据明季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提出了“兴教化，育人才”的主张。他认为，东林书院讲学授徒，应该“造就英才”，培育“圣贤”。他在《东林会约》中指出：国家设学“本之教人为圣为贤。”他赞成周子之言，强调“士希贤”、“贤希圣”，修复东林、教育生徒的根本目的，是把“士”培养成“贤”、“圣”。这种“贤”、“圣”应具备什么品质条件呢？顾宪成认为：
第一，精通儒经这是“为圣为贤”的首要条件。顾宪成崇尚孔儒经学、宋儒理学。
他针对王学“藐视儒门”的思想，提出了“君子以尊经为要”的主张。
“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顾氏“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确遵洛闽”，崇尚孔圣儒学及朱子理学，认为“儒家之有朱子，其诗家之有杜工部”。他把儒经比喻为“雨露泽千岁，日月照万古”，强调诸生须要恭恭敬敬地学习“孔子大圣”，精通儒道，以便“安百姓”而“治天下”，真正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圣贤。为此，他把“四书”、“五经”、孔儒之学、程朱之学，作为东林书院的主要教材。
《东林会约》中，就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异端诬说”，指出它“有悖圣道”，产生“穿凿”、“矫诬”、“玩物”等种种弊病。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所列的“九损”——“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皆致损之道也”，这些都是王学末流的具体表现。为了“救正”学术，摒弃王学“九损”之弊，他宣扬孔圣朱子正道。
宜兴门人史孟麟称赞顾宪成“忧时若疾痛，卫道如饥渴”，“里居讲学，粹然一归于正。”他对王学末流严词驳斥，“协而屏之”。确实是抵制和反对“异端诬说”，卫道救时，真正起到了“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澜”的积极作用。其次是因为儒家学说及程朱理学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维系封建伦常的最高准则。顾宪成是忠君爱国的直臣，尊崇儒经，因此“削籍里居”后，“集群贤讲学，取孔孟程朱之书而阐明之，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顾氏把儒经和程朱理学当作封建道德伦常的准绳，是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他在《东林会约》中倡行“九益”，正是力主儒道理学的积极效果。其三为当时反对阉党宦官政治斗争的需要。明季政治黑暗，阉党专权。顾宪成揭露说：“独念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国家之祸，莫烈于结党。”指责“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认为此皆“邪恶之类”，“有违圣道”，同孔儒道统格格不入。为了痛斥“群小邪类”，他必然借助儒家学说、程朱理学这一理论武器，以此来“锄奸”“扬正”，反对宦官专权的黑暗昏庸政治。
从上面三方面可知，顾宪成从摒去王学流弊、“从善”锄奸”的需要，为了维系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必然要把儒经理学、“四书”、“五经”作为讲学的内容和主要教材，使生徒“知本”“尊经”，立“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精通封建伦理道德，逐步成为“圣贤”。
第二，立志顾宪成认为，立志非常重要。“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人之一生精神之所结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业之根柢也。要在能自立而已。”他强调立志就要以先圣为榜样，“且看圣人是如何”，“直接洙泗之命脉”，“顶承濂洛关闽之命脉”。要求诸生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培养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立志为圣为贤的问题上，顾宪成反对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胸无大志，得过且过，胡混日子。他说：“人生天地间，日子不是胡乱度的，屋不是胡乱住的，饭不是胡乱吃的，朋友不是胡乱搭的，话不是胡乱说的。”他批评那些“食便要求饱、居便要求安”、胡混日子、胸无大志的人，是“满腔子都是俗肠”，质问他们“将来还得个好结果否？”
二是追求功名利禄。他认为，士人追求功名利禄，必会“夺志”。“所以夺志者，一是写在纸上，便要人道好，此名心也。一是童生要秀才，秀才要举人，举人要进士。此利心也。方寸之中，着此两端，一俗人耳。即举业亦不能工矣。是做时文与做人，两失之也。”他说：“举子业，小技耳”。他揭露世人汲汲于举业功名之筌蹄：“世之为人子者，所汲汲娱悦其亲，只在精举子业，以博青紫已耳。世之为人母者，所汲汲愿望其子，就只在精举子业，以博青紫已耳”。他批评那种追求科名的庸俗现象：“惟是士所习者，占毕；所希者，科名”。主张士人立志学圣，“专意本领，朝夕参证，无非是事，一切名利并不挂上眉端。吾见胸次清虚，义理自尔昭着，意思闲雅，天机自尔活泼，以此读书，必能一一透入圣贤之心。以此作文，必能一一写出圣贤之心。
内外精神，一以贯之，而无遗矣。是做时文与做人，两得之也。”他赞扬叶参之蔑视功名，潜心圣学，“释褐二十余年，什一在官，什九在告。家徒四壁，恬穆自如，其于富贵功名已嗒焉而忘之矣。”表彰“虞山三川孙先生，澄空皎月，出岫闲云，生平喜为声诗，不屑举子业。”赞嘉李修吾先生“于社稷之安危，生之休戚，心甚热，而于富贵功名，心甚冷”的高贵品质。而他自己更是鄙夷功名的。他47岁作示儿帖，教儿读书攻经，精通儒道，不必为科甲虚名而营营追求，并一再强调“科名，吾不屑也。”他里居后，更日夕“相与切磨于道义，非颛颛为攻举子业、取青紫计也。”顾宪成“视身世浮荣，若轻云之散空；人间赞毁褒讥，若鸟音之过耳。惟见国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则跃然喜，或增一秕政，进一奸回，则悄然忧。”顾宪成对于国家社稷非常关心，而对个人功名利禄、“赞毁褒讥”，则毫不计较。这是他“立志”乘时救道、“匡济时艰”的一个重要思想。当然，顾氏这里之“志”，是封建主义圣贤之“志”。这个“志”受着封建伦常的制约，打上了封建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在强调士子“立志”，反对碌碌无为、胡混日子，针砭追求功名利禄的时弊，提倡士人有所作为等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的。
第三，博文约礼，遏欲存理顾宪成认为，要做一个圣人贤人，还必须有广博的典章文物及文化知识，良好的道德修养。他说：“博文是开拓功夫，约礼是收敛功夫。只此两言，括尽入道窍门。”换言之，士子必须博览历代文化典籍，网罗众家，“学有本领”，才能成为圣贤。他指出：“学有本领，有规矩绳墨。无求饱，无求安，本领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规矩绳墨也。未知学人，要看他规矩绳墨；既知学人，要看他本领。”
顾宪成指出，只有博文，方可约礼；也只有约礼，才能更好地博文。而要约礼博文，就须遏人欲，存天理。有门生问“颜渊问仁”一条。顾宪成答曰：“颜子是圣门第一人，孔子告颜子是圣门第一谛。
所谓克己复礼，概而言之，只是个遏人欲、存天理，岂不明白易晓。”
他认为，士子只有做到博文约礼，即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又能用封建礼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成为圣人贤人。
第四，从善疾恶，刚直不阿顾宪成认为，一个圣人贤士，必须重视气节，不畏权奸，刚正不邪，喜善疾恶。顾氏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很有气节的直臣。
他自万历八年(1580年)31岁时登进士，即出入朝廷，敢发谠议，揭露群小，抨击宦官，终因上疏得罪权臣，被贬到桂阳州当判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又因直言敢谏得罪大臣，“忤帝意，削籍归”。他力举忠臣，鞭挞奸小，满腔忠赤，一副忠肝义胆。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封建圣人的品格和形象，受到后辈和正人的热情赞扬。高攀龙赞美他“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欧阳东凤赞扬他“闻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爱之护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这种“从善如流，徙义如鸷”、疾恶如仇的忠直良臣的品格，正是顾宪成一再推崇、率先践行的圣贤必备之品格。虽然这种品格在封建时代里，还是属于地主阶级直臣的品格，但他直言敢谏、从善疾恶的精神和行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由此观之，顾宪成心目中的“圣贤”，条件是较高的、全面的。既要“尊经”，又要“立志”；既要博文，又要约礼；既要封建德行，又要有真本领。概言之，这种“圣贤”，“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寝之真精神焉。
是必有独立不惧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真节概焉。是必有魉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真胸次焉。是必有夭寿不贰之真骨格焉。是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真气魄焉”。顾氏认为，这种“大丈夫”，就是“圣贤”的具体要求。无论“圣贤”或“大丈夫”，就应具备“真精神”、“真力量”、“真节概”、“真胸次”、“真骨格”、“真气魄”的品质。
为了培养具有这种品质的“圣贤”或“大丈夫”，顾宪成遂修复东林书院，营造书斋，“就溪旁近舍，构书室数十楹以居之，省其勤窳，资其乏绝”，“故士皆争自奋起，所奖成孤寒甚众”。顾宪成聚徒讲学，“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可见，其时学者甚众，盛况空前，“溪之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过者停舟叹羡，即行旅皆欲于其途。”其育才规模之盛、生徒之众、影响之大，在明代都是罕见的。
顾宪成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发扬了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
的精神，处处关怀、爱护生徒，普施教泽，使之成为“大丈夫”或“圣贤”。门人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顾氏对他热诚教诲，“督导有方”，使他德业大进。他在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据《顾端文公遗书·传二》载，“孟麟素砥名节，复与东林讲会，时望益重。”
因上疏指斥奸臣群小，累迁，后引疾归。长兴籍弟子丁元荐，在顾宪成门下受教32年，顾待他亲如一家，关怀备至，循循善诱，把他培养为德才兼备的贤人。顾宪成逝世时，丁元荐痛哭流涕，撰写祭文，道：
“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沈阳籍弟子耿庭怀来问学，顾宪成“却其贽，有所请教则剖示切直，俨然以师道自居。”对他严格要求，发现他有时自信偏颇，有辱前贤，便立即批评教育。耿庭怀“自言只信孔曾，至孟子便容商量，新安殊不甚服。公严加驳正，始爽然自失，而求教愈勤”。张振德，字季修，昆山人，“幼性孝，善事父母，弱冠即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游，以万历丙辰选贡授四川兴文知县，与士民讲学，明忠孝大节，人皆化之。”宜兴门人王永图，家贫，“时年四十，公携归教之，妻以长女”。顾宪成不仅抚养这位穷青年，而且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他，这同孔子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公冶长一样，充分体现了他以仁爱之心待生徒，处处热爱、关怀和爱护弟子，积极教诲他们。“公造就英才，教育不倦，最先得史孟麟诸人，以后四方从游者多留泾肄业。”顾宪成的确是热爱生徒，“教育不倦”的。据《东林列传》“轶事二”载，有一天顾氏坐舟闭目养神，舟中几个弟子时时问疑诘难，“先生皆开眼答之”，“详加剖析”，神采奕奕，被弟子称为“活伊川”。门生们也很尊敬、爱戴顾宪成，“视之如父师”。当他逝世时，众门生后学“入泾拜奠，皆相向失声，或留连浃日始去”。
有一个长期跟随顾宪成求学读书的弟子新安人洪范(禹锡)，在顾宪成灵前守灵三年，“先生殁，敦筑室之思，于三年，外谊甚高，复刻先生文。”此情此景，异常感人，有明代子贡之誉。可见，弟子们对他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的。
如上所述，顾宪成乐育英才，诲人不倦，确实培养出许多德才兼备的圣贤和士大夫，其中有些人“发为气节，蔚为事业，征为人品”；有些弟子刚直不阿，蔑视权贵，从善疾恶，一腔忠厚；也有的弟子孝弟廉信，文章道德，皆为上品。正如《东林列传·顾宪成传》所载那样：
“(顾宪成)晚年倡导东林，引掖后学，四方贤士争归之。其间忠节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谓非讲学之力也。”清人陈鼎赞曰：“(顾宪成)讲明圣学，阐发义理，激扬廉耻，乌能视国如家、视君如父、趋义如流、视死如归，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呜呼！非讲学之成效欤？”可见，顾宪成修复并主长东林，讲学授徒，确实培育出不少封建主义的英才。顾宪成的后世孙顾书绅也赞道：“先祖泾阳、泾凡二公，以名世之才讲学东林，佑启我后，由是孝弟力田者有之，文章华国者有之。其地之幽，可资静修之趣；其人之重，足兴景仰之思。”这种景仰思慕之情的言辞，正是对顾宪成“造就英才，教育不倦”的恰当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