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这是国内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管理层的共识。因为城市化滞后，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即商业和服务业，是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环境，增加人民生产生活便利，提高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素质的产业。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已是唱重头戏的主角。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已占60%～70%，中等发达国家也超过50%。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占30%左右，1953年为30.8%。因为搞了计划经济，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分割，城市化倒退，到1979年第三产业降到21.4%，80年代以后才缓慢回升，1992年为34.3%，1999年为32.9%。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如此徘徊难增长，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要以城市作载体，农村居住分散，服务行业发展不起来。从国民经济要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就业，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居民的满意度，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该改变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加快城市化步伐了。
日本靠着工业创造的财富，反哺农村、农业，大力支持农村各方面的建设，使日本农村现代化了，实现城乡一体化了；大力补贴农业，使农民富裕起来了，消除了城乡的主要差别，消除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别；可以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业问题没有解决，40%以上的食品要靠进口。作为一个大国，从长远讲，这总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国，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对农业发展提出“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经过20年的努力，现在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不仅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已供过于求。我们的耕地只占世界总量的7%，满足了占世界总人口21%多的供给外，现在是农产品的纯出口国。但是，因为我国的工业效益还不好，至今还不见《中国统计提要(1998)》，第37页。
能反哺农村，还要靠农村、农业来继续支持。我们的不少城市，建设得已相当现代化了，有一部分城市居民也相当富裕了，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还相当落后，无论是交通、邮电、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环境与城市相差很远，要落后十几年、几十年。我们的农民收入还很低，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这十多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大的。1978年是2.3∶1，1984年缩小到1.7∶1，1999年扩大到2.65∶1，(5884元∶2210元)。加上城市居民有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农民则基本没有，所以实际差距还要大一些。我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与日本正好相反。
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特大丰收，粮食总产首次超过1万亿斤，其他农产品也大多是超历史的增产。从此，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销售困难，市场疲软，价格下降，一直持续到现在。(奇怪的是，工业方面的重要产品，也几乎是同时出现了供过于求。所以农村的乡镇企业由于产品销售不出去，库存严重，价格下跌，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同步，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做出解释。)按照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保证供给的角度看，农业问题可说是解决了。但是因为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就成了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农民平均年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1997年为4.6%，1998年为3.4%，1999年为2.2%。增幅是逐年减缓的。这是指全体农民，包括东部农民的大量第二、第三产业收入都在内的。我国农户总量中有62.4%属纯农户(收入的90%以上来自农业)，这几年，“绝大多数纯农户的收入已经陷入了负增长”，“至今有半数以上的农户，自1998年以来实际上已处于收入绝对减少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困境”。
农民连续几年收入增长减缓乃至减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有的，而农民负担却有增无减，农民的日常开支也是增加的，这就必然要引起社会矛盾。近几年政府把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年年开会，发文件，可谓千方百计，开了许多药方，但是总不见效。这两年，许多学者和领导人逐渐明白了，农村、农业的问题不在农村、农业本身，根本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了，农业上容纳不了也不需要容纳这么多人。过去常讲，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农民的问题是就业问题。靠一家种八亩田农民不能充分就业，是富裕不起来的。现在“是要打开城门，让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就业”，“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农业中就业的农民减少了，就能扩大经营规模，才能提高生产力，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多了，城镇居民多了，农产品也才有了市场。过去毛泽东说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青年们到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时代不同了，现在应该说，城镇是广阔的天地，农民们到城镇去，是大有作为的。假如使滞后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就可容纳上亿计的劳动力。所以，从发展农业本身，从提高农民收入，也要打开城门镇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很快，各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各种矛盾很多，困难很大，城乡矛盾，地区差距扩大的矛盾，贫富差别悬殊的矛盾，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矛盾，等等。
但城乡结构不合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主要矛盾。如果我们能因势利导，抓住时机，下决心改革已经过时、已经在束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在阻碍生产陈锡文：《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上海农村经济》2001年第1期。
力发展、已经很不得民心(特别是占人口70%农民的心)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镇门，让农民进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那么，许多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或缓解了。
9亿农民用重拳敲打城门多年了，我们为什么楞是闭耳不闻，关门死守呢？古人云，许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现在水已经到了，渠也看得见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经验)，为什么不肯开闸呢？这个闸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改革，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什么这个户籍制度就不能改呢？
有人说，改掉了户口制度，相当多的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将来再来个1960年，没有那么多粮食供应，岂不要酿成大灾难吗？1960年的大饥荒，是人民公社大跃进、瞎指挥搞出来的。我们以后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再不会出这种灾难了。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耕地，中国的农民，是能够养活中国人的。1952年，土改结束，我国有16亿亩耕地，1.1亿农户，49191万农民，户均耕地14.5亩，劳动力人均5.7亩。1983年，实行大包干，当年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为14.9亿亩耕地，按后来国家土地局公布的详查数为19.5亿亩。
有1.85亿农户，84206万农民，3.4亿个农村劳动力，户均耕地10.5亩，劳均5.7亩。1999年，有2.4亿农户，87017万农民，49572万个农村劳动力，仍按19.5亿亩耕地计，户均耕地8.1亩，劳均3.9亩。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已经提高很多，但户均耕地规模反而下降44%，劳动力人均耕地下降32%。这表明我们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实在太多了。所以加速城市化步伐，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是不会减少农业生产产量的。
有人担心，让这么多农民进城，将来出现墨西哥、孟买、加尔各答那样的大片大片的贫民窟怎么办？中国农民的传统是安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迁，他们如果在城市找不到比农村好的生产、生活的条件，是不会轻易离家的。印度的大批贫民窟的人，因为在农村没有土地，贫无立锥之地，不如就流浪到城市讨生活。中国的农民在农村有足以维持温饱的承包地，这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这几年，城市里经济调整，工作不好找，清退了许多农民工，有2000万～3000万民工不是都有序地回到农村去了吗？并没有因此就滞留在城市而形成贫民窟。
另外，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党和政府有条件、有能力会办好城市化这件大事，也会管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
调整城乡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变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应是当务之急。1984年，着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预言过：“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里去。”他把这件事称为“大搬迁”。他还说：“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若要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费用奇高而难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