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逐渐得到共识，认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一个最基本事实是，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农业(第一产业)只占15.9%，而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却占总就业劳动力的50.1%，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9.4%。农业、农村不需要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这是农民苦，农村穷的根本原因。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还会进一步减少，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就必然要越来越少，这是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事实。中国也不能例外。中国现在面对的实际是一方面是现代化经济越发展，一方面是农民越来越多，能长此以往吗？一方面是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繁荣富裕的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相对)贫困，市场越来越萎缩的农村社会。这样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确立和完善吗？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要解决土地问题，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个问题中国基本解决了。现在中国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人均不到2亩地，农民不能充分就业(据学者和农业部调查，现在农业劳动力在农业上每年只要80～90天就够了)，1999年，农村从业的各种劳动力为49572万人，除去在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常年外出打工的人员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35364万人，占全国就业劳动力的50.1%，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1.3%。现在实有1.3亿公顷耕地，按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劳动力，耕种1公顷耕地，可保持目前农业生产水平。所以现在的农村，有2亿多个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这2亿多个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去，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要解决的大问题。
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出路只有一个，必须改革现在还在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市门、镇门，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让农民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己开动脑筋，利用自身的各种社会资本，创造条件，到城镇去就业。
政府也应该创造各种环境，支持帮助农民到第二、第三产业去就业，这样双管、多管齐下，使农村剩余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使农业劳动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就业空间，使农民逐年减少，从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使城乡协调发展。
如果改革和发展顺利，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那中国的农民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
三农村问题清代以前，历朝中央政府只管到县，向县派出行政长官，乡镇不是一级行政政权。到民国以后，提倡乡村自治，在一部分省《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
区，在县以下成立区公所、乡公所，由县政府任命区长、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始是承旧制，在县以下设区、乡，1954年宪法实施以后，乡是一级政权，建立乡人民委员会。但不久就搞合作化，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乡政府被取消，职能由公社委员会施行。有些省、市、自治区，县直接管人民公社，有些省、市、自治区，县以下设若干个区，由区政府管辖若干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公社、大队、生产队既是集体经济，也是行政组织。
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把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非农业人口住在城市里，住在集镇上的有非农业户口也有一部分是农业户口。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以下，都属农业人口，住在农村；公社委员会的所在地一般都在集镇上，有公社干部，有粮站、供销社、银行等单位的职工，中小学教员，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他们多数是非农业户口，此外，也有一些农业户口。
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1978年，农村进行改革，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变了。
国家在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改为乡或镇，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从表1中可以看到20多年来，农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在不断发生变动。1984年人民公社改为乡或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时，只是名称改变，行政区划并没有改变。而1985年后，乡和村民委员会的总数在逐年减少，但镇在逐年增加。村民委员会下面有5～10个自然村，年时全国共有365万个自然村。1999年以后，有些省在撤并乡镇和村民委员会，现在乡镇总数只有4万个左右，村民委员会只有70万个左右，但365万个自然村并没有变动。
农村基层组织的不断变动，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的生产力正在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对今后的农村怎样发展，怎样管理还没有一个基本方略。目前还处在各自发展的阶段，因为现在乡(镇)的设置、撤并、改变名称的权限在省、市、自治区。所以各地的做法并不同。目前农村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以下的农村的发展，各省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全国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没有改变，所以，中国80%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非农业人口)都生活乡镇以下的农村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再加上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一国两策”还在继续起作用，所以城乡差别在扩大，许多大中城市，在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发展得很快很好，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已经相当现代化了，而农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有的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阶段，反差特别明显。
第二，整个农村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诸省区，加上各地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因为发展了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就富裕得比较快，小城镇也建设起来了，有的还相当繁荣，而中、西部农村，虽然农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但非农产业却很不发达，所以地区之间乡镇的差别就很大了。
表2199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和贵州省、北京市的乡镇平均指标从表2中可以看出，就农业来说，东、中、西部的差别并不大，中部人均产粮650公斤，而东部只有510公斤，西部为公斤。但因为乡镇企业的不同，所以经济总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差别就很大。1999年，全国每个乡镇的人均总收入为9758元，东部为17391元，中部为8150元，西部为4716元，只有东部的1/3。财政收入的差别更大，1999年全国农村人均199元，东部为368元，中部为146元，西部为114元。西部只有东部的31%。北京农村人均年财政收入764元，贵州人均只有81元，只有北京的1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乡镇财政收入是指中央和地方税费收了以后的乡镇本级的财税收入。
第三，1994年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
年来，执行的结果，就全国来说，提高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了中央级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对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和抵御像亚洲金融风暴等方面是有效的，所以说改革是成功的。但这次改革对农村、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乡镇却是不利的。因为主要税源都上收了，而负担却逐级下移。如上述西部的一个乡镇平均1.6万多人，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83万元，人均114元，要给200多人的中小学教师和近百人的干部发工资，还要维持一个乡镇办公、运转的日常开支，这183万元财政收入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所以这些年，全国有2/3的乡镇不能按月正常给教员和干部发工资，大多数的乡镇都不得不借债勉强维持。据农业部年对7个中西部省区调查，乡镇政府普遍欠债，平均一个乡镇负债400多万元，平均一个行政村欠债20万元。这两年乡镇的债务又逐年增加了。农村乡镇的这种财政状况，已经好几年了，由此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第四，现在的财政体制，已经有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做法，但并不普遍，也不规范。国家财政收入1.3万亿元，但要办的事太多，钱总不够花，所以多数的乡镇得不到转移支付，只好靠自己。有些乡镇就不得不向农民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增加了农民负担。前面说过，这几年中西部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是减少的，所以乡村干部向农民收费，很不容易，于是产生了种种矛盾，有的甚至发生冲突，发生恶性事件。这几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上访、集体上访、群体事件大量增加。
农村财政状况拮据已经多年了，使农村基层工作不能正常运转，现在的乡村干部是两头为难，对上级来说，他们不能完成各种交办的任务，下面群众埋怨他们只是收粮收款，舆论界也批评他们。所以有些乡镇干部只好消极应付等待，有的甚至辞职不干了。农村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农村的一切工作都是通过乡镇政府去做的。当前乡镇干部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说县一级是城乡结合部，那么乡镇一级就是城乡结合的点。现在乡镇穷了，基层空虚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农村社会矛盾增多，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社会不安定的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中国目前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深化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目前乡(镇)和村存在的问题，使乡和村的工作能正常运转起来，这是当务之急。
第二，中国农村今后将怎样发展？现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将怎样转变为现代化的一元社会，8亿农民将怎样逐步转到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并转化为居民，现行的户口制度将如何改革？中国农村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要明确地制定出来，这是近期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中国到21世纪中叶要建成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现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得很快，建设得很好，有的是相当超前，都在向国际最发达的城市看齐，搞所谓的国际接轨，但多数县以下农村的发展和建设则相当滞后，反差越来越大。这是不能持久的。何时把建设的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电力、电讯、上下水道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都建设起来，使城乡融合，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都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中长期任务。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努力，中国基本解决了农业问题，解决了人多地少条件下的农产品供给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的伟大成就。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仍然很大，需要我们按照市场经济和历史规律一步一步地逐渐解决。只有妥善解决好了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建成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2001年5月在新加坡大学学术会议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