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指生产关系，也指农产品的价格和流通等农业政策。实践证明，这个方针很正确，20多年来，土地承包等基本政策没有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满意，就怕政策有变，国家在1983年做出了15年不变的决定。1993年再次决定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30年不变。1998年又申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这是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保证，也是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尊重农民的选择，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交还给农民自主经营，并由此解散了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这可说是在农村冲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一项革命，既保持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义，又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和国家都得到了实惠。所以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
邓小平在1988年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后来又说，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农业发展靠科学，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科研是搞得很好的，国家有农业科学院和农业大学等院所，各地也都有农科院和农业大学，有一支很强的农业科研队伍，他们在育种、植保、耕种技术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发明和创造，如杂交水稻等在全国还建有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把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二是改革后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民有学技术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93。
技术的内在动力，不仅接受本国农业科技院所的技术和指导，有些农民还直接从国外购买优良的种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20年来，中国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品种，已整体换过好几代了。蔬菜、水果、花卉等新品种和栽培技术在不断引进来。如荷兰豆、西兰花、西芹、提子、红富士苹果等。开始这些新品种都是进口的，不久就普及到千家万户。这就是20年来中国农业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农业靠政策、靠科学发展起来了。从一个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国家，1996年以后，成了农产品自给有余的国家。1997年以后，中国成为农产品纯出口国家，现在每年顺差都在50亿美元左右。如果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体制改革得好一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还有很大的余地。因为直到今年，我国的粮食等多种农产品的库存还过大，苦于销不出去。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的所长布朗曾经发出警世预言：“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他预测到那时中国要缺粮3亿多吨，而世界一年的贸易粮只有2亿吨。这个预言，在1994、1995两年，着实惊动了国内外不少人。但自1996年特大丰收之后，连续几年粮食仓盈库满，这种议论也就平息了。
当然，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有隐忧的。诸如人口在继续增加，耕地还在逐年减少，水资源紧缺，水利等基础设施老化、失修，沙漠化在扩大，环境在恶化，这些都是农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但只要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不动摇，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会是很好的。
二农民问题从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历史看，开始都是从农村搞原始积累，为了发展工业，通过各种形式把大量的资金、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粮食和农产品工业原料弄进城镇，办工厂、办企业，实现工业化。而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也进了工厂成为工人，进了城镇成为居民，城市化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在他们那里，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是同一个过程。工业化实现了，积累了财富，再反哺农业，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优良品种武装农业，支援农业，改造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使农业实现现代化。
在农村进行道路、电力、电讯、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也现代化。最后实现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从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农业问题解决了，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三农”问题。
中国不同。中国在50年代学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
后来又建立了把公民分成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遇到三年经济困难，为了度荒，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以后又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长期实行的结果，成为僵化的惯例和制度。例如严格限制“农转非”，本来是应对粮食危机的应急措施，但几十来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制度。40多年来，中国实行工业化把农村大量的资金、粮食和农产品弄进城，但农村劳动力却不许农转非，不许进城。1952年，中国有57482万人，农业人口50139万人，占87.2%；1958年，全国有65994万人，农业人口54704万人，占82.8%。这一段时间实行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随后就不同了。
1978年，全国人口96259万人，农村人口79014万人，占82.08%。从1959～1978年，中国的GDP中第一产业从下降到1978年28.1%，第二产业从37%上升到48.2%，但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减少，只下降了0.72个百分点，20年间城市化率没有提高，农民的绝对数却增加2431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15.5万人。这一阶段城市化已经和工业化不同步，是严重滞后了。
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社会结构却没有相应改变，这是因为经济结构变了，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农民仍被大量的限制在农村里。1998年，中国人口达到124810万人，而农村人口仍有86868万人，占69.6%。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7.9%，上升到30.4%，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25个百分点。
因为农村人口自然增长很快，农民总人口绝对量还是增加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92万人。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中国这种一面是工业化高速发展，一面是农民人数逐年大量增加，可以说是世界少有的社会现象。
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占人口70%的农民问题没有解决。8亿多农民约有5亿劳动力，这是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宝库，运用开发得好，将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而如果引导处置不当，则是中国社会潜藏着的巨大困难，将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
从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在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一般占GDP的15%左右，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占20%左右，而且一般农户都实现了产业化经营，成为现代农业企业的经营者。法国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写过一本名曰《农民的终结》的书，他认为在现代化社会中传统的小农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农业经营者。他们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阶层，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地位同其他阶层没有什么不同。
8亿农民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解决的最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还是继续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即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这是从1978年以前的体制延续下来的。但现在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各种生产要素都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得到配置，而惟独劳动力、人才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仍受到户籍制度等的束缚而得不到合理配置，所以在实践中引出了很多矛盾，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差距在扩大。这些年，特大城市、大中城市的建设加快了，城市都相当繁荣，而农村包括一部分集镇却没有相应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1978年农民和居民的收入为1∶2.37，1985年为1∶1.85，1990年为1∶2.2，1996年为1∶2.51；年为1∶2.65，2000年扩大为1∶2.79，如果加上城市居民还有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约3.4倍。城乡差距如此之大，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客观上城镇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又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一拉一推，使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有的也经商)，最多时，每年以千万人的速度递增，10年多过去了，现在离乡在城镇打工的农民约有7000万～8000万人，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有的已打工10多年了。他们春天出来，过年回去，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他们为输入地创造了大量财富，为输入地的繁荣做了极大的贡献(广东省吸纳了约有1500万个民工，一跃成为全国最富的省份)，但他们始终得不到当地的正式户口，也融入不了当地的社会，形成了城镇里的二元社会结构。两种身份的人混居，各种待遇截然不同，这也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加上每年过春节来回的民工潮，给公安、交通、民政、劳动部门带来很大压力和负担。
能外出打工的，虽然他们在外面吃了很多苦，但他们在农村里都是比较拔尖的，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每年能挣一些辛苦钱，年终能带回几千元钱，所谓“一人打工，全家脱贫”。留在农村里，光靠种田，生活就困难了。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1984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户耕种8.35亩地。现在已不到亩，人均不足2亩。这几年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并未下降，农民负担名降实增，所以完全靠农业或主要靠农业收入为生的农民(占全部农民的62%)，1997年以来的收入是下降的。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界和学术界探讨的最重要议题。各种方案都议过，实践过(诸如提高农产品价格、调整农业结构、实行农业产业化、制止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合并乡镇、精简机构、减少乡镇干部等等)，但执行中或是遇到困难行不通，或是实行了也并不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