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说过，“90年代如果经济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小平同志这个积多年经验的预测，中肯深邃，语重心长。对于这个指示，各级领导都铭记在心。全党全国上下都重视农业，都比较认真地抓农业，倾注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过程中，像我们国家这样重视和强调农业。但是，即使这样，我国农业的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循环反复，使我们不能不探究这些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下面我把这些问题择要列出来，再分析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一，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要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从1959年第一次提出，已经30多年，而至今农业这个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第二，为什么农业发展老是扭秧歌。少了少了多了多，多了多了少了少，合作化后已经扭过四次了。1989年到1992年连续四年丰收，今年又可能要减产。
第三，为什么我们一贯强调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而农民的利益总是保护不住。1978年到1985年农民、城镇居民收入比由1∶2.4缩小到1∶1.7。但1986年后又逐渐扩大，现在实际已超过1∶2.4的差距。
第四，为什么老喊要减轻农民负担，而实际却年年在加重农民的负担。1977年第一次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时，当时农民人均年负担只10多元，而现在农民的实际负担已接近100元了。有些地方实际负担有超过100元的。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提留无底洞。
第五，为什么会产生超经济剥夺农民生产成果的白条现象？
近几年中央多次明令禁止打白条，而白条越打越多，1992年达到顶峰。现在又发生绿条现象。
第六，为什么农民呼吁了多年的买难、卖难，总是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叫喊一阵，此起彼伏，这仅仅是流通不畅的原因吗？
第七，为什么会发生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保护耕地是我国已明确宣布的基本国策。但仅1992年就占用2400万亩。我们目前农民人均耕地只有约1.5亩，这意味着1600万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经营权，为什么如此容易地被剥夺？
第八，为什么我们人均耕地很少，而近年来却有不少农民抛荒撂荒耕地？
第九，为什么会出现民工潮现象？而且越涌越多，今年春节前后，约有5000万人涌出来，有人预计，今后每年会增加万人。这对交通、公安、民政部门的压力很大。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怎么缓解这个问题？
第十，为什么农民要用几千元乃至上万元买一个农转非的户口。现在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了，而下面仍有买卖的。据估算1992年农民买户口的钱，约200亿元。
第十一，为什么扶贫工作进展缓慢？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的扶贫款数亿元，今年报脱贫了，明年又返贫了。
第十二，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要共同富裕，而实际是东西差距越来越大，同一地区内，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对这种现象我们怎样评价？
一农业徘徊反复的症结在哪里？
这些问题，长期困扰我们，总想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总是解决不了，有些一时解决了，不久又反复、重来。综观世界经济发达诸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没有我们如此困难，如此费力，如此反复，如此长久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对农业还重视不够，是认识问题。我认为有对农业的地位和发展战略方面的认识问题，也有对农业重视不够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认识问题。从理论上说，我们早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十三届八中全会专门做了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总是把农业放在首位来强调，中央和各级领导也是年年讲月月讲农业的重要。还能说我们对农业问题认识不够吗？
有人说，农业问题是投入不足的问题。我认为，有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够的问题，但主要不是对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中提出，要把对农业的投入从占基本建设投资10%左右，提高到18%。“六五”以后不仅没有达到18%，连10%也没有保住，而且降到5%以下，这当然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建设，对农业发展不利。但是实行农村改革之后，投入主体和投入机制都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财政体制的改革，完全套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建投入比例已经不大适应，事实上，经济发达诸国，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也都没有这么高。
有人说，农业问题是价格问题。我认为确有农产品价格低的问题，久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几年又有扩大的趋势。
要解决剪刀差和农产品内部价格不合理等问题，但农业发展主要不能靠再提高农业产品价格来推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小麦、玉米、食糖、食油、橡胶等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农业发展靠提价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
有人说，中国的农业问题，是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耕地少，资源少，这是基本国情和现实。但是靠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靠现代化的机制，靠市场机制，靠人的积极性，组织得好，使十多亿人民得到充足的农副产品的供给，是可以实现的。远的不说，我国的台湾省人均耕地和资源比大陆要少，但六七十年代台湾还曾经是农产品出口地区。所以农业问题，主要还不是资源不足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的农业问题，是农民的素质问题，农民多、文化低、素质差，不易接受新技术，因循保守，所以农业上不去。
此话不对，中国农民素以勤劳朴实着称于世，吃苦耐劳，精耕细作，举世鲜有。九亿农民中，蕴藏着众多的人才和智慧，问题是要我们去发掘，去组织去教育，去引导。君不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已经涌现了多少人才，已经创造了多少财富，已经创造了多少举世为之瞩目的新鲜事物，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小城镇，不都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吗？把农业长期徘徊的问题，归到农民本身素质问题上，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
前述这些原因，我个人过去也曾经是这样认识过的，有些还研究过，写过文章，议论过。但是实践教育了我们。农业徘徊问题的反复出现，使我们不能不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
今年开春以来，我分别考察了黑龙江省肇东市、深圳的宝安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农村。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农村形势很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上述诸多共同性的问题，回京后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我认为目前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城乡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体制性的矛盾，目前城乡管理体制和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结构性的矛盾
由曲折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分隔管理，居民住城市，农民住农村的结构，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桎梏，是目前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症结所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得到了经营耕地的自主权，有了生产积极性，农业增产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要致富，只靠1.5亩耕地，是富不了的。按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种10亩地，甚至更多，但是没有这么多地种。于是出现了“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的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状况。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办了乡镇企业，容纳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这些地区富裕起来了，但是中部、西部的乡镇企业，起步维艰，进展缓慢。于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找出路，产生了“民工潮。”城市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劳力，但因为体制上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又限制、阻拦、抗拒这些农村劳动力正式进城，即使进来了也是用户口管理等手段，使之处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和不稳定状态，于是产生了种种矛盾。
综观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条：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就全国情况而言，工业化发展是好的，特别是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了，可以说实现了农村工业化。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不理想，落后于农村发展的要求，目前最成问题的是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城市化也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因为城市发展滞缓，致使工业化发展受到阻碍，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而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又保障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而没有城市化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工业化。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只能在人均1.5亩地上做文章，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以农业为主地区的农民收入低下，同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农民的差距日益扩大，心理不平衡，加上这些地区的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干部数量是同发达地区差不多的，消费需求向发达地区看齐，所以各种集资、摊派都落到农民头上，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紧张，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紧张。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城市发展滞缓，至今城市居民只有2亿多人，加上从事乡镇企业的一亿多人。另一边有8亿多人在农村搞农业。城市职工的工资又低，购买力不足，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有限。带动不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当某一种或几种农产品丰收，又往往出现这些农产品的低水平过剩，国家和地方政府又无充足的财力来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格，造成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民只好削减生产。所以常常就出现某些农产品的大起大落，出现今年多了明年少了的扭秧歌现象。
总之，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格局已到了该反思、该研究、该解决的时候了！
2.体制性矛盾
目前的城乡管理体制是为维护二元社会结构服务的。农村的管理体制是在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58以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集体经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是一级，大队是一级，生产队(也称小队)是一级。全国8亿农民统统组织在这三级组织里面。1984年实行改革，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名称改了，基本格局未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原来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村民小组)的经济职能已基本没有了，转移到了村一级。所以现在主要是乡(镇)村两级。行政村既是村民自治组织，同时实际也是集体经济组织。同是集体经济，但差别很大，全国已有数百个产值超亿元的村，但空壳村却有数万个，这些村只有集体土地的发包权。
现在全国还有9亿农民(农业人口)组织在5.5万个乡镇和8万个村级组织里。大约分散居住在345万个自然村里。每人平均拥有约1.5亩耕地的生产经营权(这个份额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多，而越来越少)，同时负有向国家纳农业税和向村集体缴纳提留义务。这种格局的好处是人人有田种，绝大多数人有饭吃，这是农村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矛盾也日益增多。最大的问题是限制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阻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维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组织基础。
总的说来，我国农业所以徘徊反复，以及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症结，主要是农业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而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变化，农村的管理体制没有相应的变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应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而没有及时转移，作为第二、三产业的载体的城市应该发展而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落后于工业化的要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目前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表现。
二反弹琵琶和推进城市化发展军事上常常有这样成功的战例，某一个军事目标，正面强攻拿不下来，而采取迂回，从侧面，从后面进攻，反而容易攻克。
农业徘徊反复的问题，农村中的诸多问题，久解不决，怎么办呢？也可以采取迂回战术，或者叫反弹琵琶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现在的农业问题，主要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村内部。所以要使农业稳定持续地发展，就要着力去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第三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着力去发展城市，推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这不是要更加削弱农业，使农村问题火上加油吗？这不是奇谈怪论吗？不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发表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但为了要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
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得重工业发展得少些或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为了要使重工业建设得更多些快些，他提出了要加重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方针。
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一个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设起来，还建立了一个拥有一亿多职工占工业产值1/3以上的乡镇企业，工业化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但城市化却严重滞后，主要农产品自给自足有余，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强烈要求充分就业，千方百计向城区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