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三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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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农村的改革与发展(1)

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说过,“90年代如果经济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小平同志这个积多年经验的预测,中肯深邃,语重心长。对于这个指示,各级领导都铭记在心。全党全国上下都重视农业,都比较认真地抓农业,倾注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过程中,像我们国家这样重视和强调农业。但是,即使这样,我国农业的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循环反复,使我们不能不探究这些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下面我把这些问题择要列出来,再分析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一,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要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从1959年第一次提出,已经30多年,而至今农业这个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第二,为什么农业发展老是扭秧歌。少了少了多了多,多了多了少了少,合作化后已经扭过四次了。1989年到1992年连续四年丰收,今年又可能要减产。

第三,为什么我们一贯强调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而农民的利益总是保护不住。1978年到1985年农民、城镇居民收入比由1∶2.4缩小到1∶1.7。但1986年后又逐渐扩大,现在实际已超过1∶2.4的差距。

第四,为什么老喊要减轻农民负担,而实际却年年在加重农民的负担。1977年第一次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时,当时农民人均年负担只10多元,而现在农民的实际负担已接近100元了。有些地方实际负担有超过100元的。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提留无底洞。

第五,为什么会产生超经济剥夺农民生产成果的白条现象?

近几年中央多次明令禁止打白条,而白条越打越多,1992年达到顶峰。现在又发生绿条现象。

第六,为什么农民呼吁了多年的买难、卖难,总是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叫喊一阵,此起彼伏,这仅仅是流通不畅的原因吗?

第七,为什么会发生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保护耕地是我国已明确宣布的基本国策。但仅1992年就占用2400万亩。我们目前农民人均耕地只有约1.5亩,这意味着1600万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经营权,为什么如此容易地被剥夺?

第八,为什么我们人均耕地很少,而近年来却有不少农民抛荒撂荒耕地?

第九,为什么会出现民工潮现象?而且越涌越多,今年春节前后,约有5000万人涌出来,有人预计,今后每年会增加万人。这对交通、公安、民政部门的压力很大。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怎么缓解这个问题?

第十,为什么农民要用几千元乃至上万元买一个农转非的户口。现在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了,而下面仍有买卖的。据估算1992年农民买户口的钱,约200亿元。

第十一,为什么扶贫工作进展缓慢?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的扶贫款数亿元,今年报脱贫了,明年又返贫了。

第十二,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要共同富裕,而实际是东西差距越来越大,同一地区内,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对这种现象我们怎样评价?

一农业徘徊反复的症结在哪里?

这些问题,长期困扰我们,总想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总是解决不了,有些一时解决了,不久又反复、重来。综观世界经济发达诸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没有我们如此困难,如此费力,如此反复,如此长久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对农业还重视不够,是认识问题。我认为有对农业的地位和发展战略方面的认识问题,也有对农业重视不够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认识问题。从理论上说,我们早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十三届八中全会专门做了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总是把农业放在首位来强调,中央和各级领导也是年年讲月月讲农业的重要。还能说我们对农业问题认识不够吗?

有人说,农业问题是投入不足的问题。我认为,有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够的问题,但主要不是对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中提出,要把对农业的投入从占基本建设投资10%左右,提高到18%。“六五”以后不仅没有达到18%,连10%也没有保住,而且降到5%以下,这当然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建设,对农业发展不利。但是实行农村改革之后,投入主体和投入机制都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财政体制的改革,完全套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建投入比例已经不大适应,事实上,经济发达诸国,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也都没有这么高。

有人说,农业问题是价格问题。我认为确有农产品价格低的问题,久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几年又有扩大的趋势。

要解决剪刀差和农产品内部价格不合理等问题,但农业发展主要不能靠再提高农业产品价格来推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小麦、玉米、食糖、食油、橡胶等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农业发展靠提价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

有人说,中国的农业问题,是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耕地少,资源少,这是基本国情和现实。但是靠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靠现代化的机制,靠市场机制,靠人的积极性,组织得好,使十多亿人民得到充足的农副产品的供给,是可以实现的。远的不说,我国的台湾省人均耕地和资源比大陆要少,但六七十年代台湾还曾经是农产品出口地区。所以农业问题,主要还不是资源不足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的农业问题,是农民的素质问题,农民多、文化低、素质差,不易接受新技术,因循保守,所以农业上不去。

此话不对,中国农民素以勤劳朴实着称于世,吃苦耐劳,精耕细作,举世鲜有。九亿农民中,蕴藏着众多的人才和智慧,问题是要我们去发掘,去组织去教育,去引导。君不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已经涌现了多少人才,已经创造了多少财富,已经创造了多少举世为之瞩目的新鲜事物,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小城镇,不都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吗?把农业长期徘徊的问题,归到农民本身素质问题上,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

前述这些原因,我个人过去也曾经是这样认识过的,有些还研究过,写过文章,议论过。但是实践教育了我们。农业徘徊问题的反复出现,使我们不能不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

今年开春以来,我分别考察了黑龙江省肇东市、深圳的宝安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农村。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农村形势很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上述诸多共同性的问题,回京后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我认为目前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城乡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体制性的矛盾,目前城乡管理体制和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结构性的矛盾

由曲折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分隔管理,居民住城市,农民住农村的结构,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桎梏,是目前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症结所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得到了经营耕地的自主权,有了生产积极性,农业增产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要致富,只靠1.5亩耕地,是富不了的。按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种10亩地,甚至更多,但是没有这么多地种。于是出现了“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的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状况。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办了乡镇企业,容纳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这些地区富裕起来了,但是中部、西部的乡镇企业,起步维艰,进展缓慢。于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找出路,产生了“民工潮。”城市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劳力,但因为体制上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又限制、阻拦、抗拒这些农村劳动力正式进城,即使进来了也是用户口管理等手段,使之处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和不稳定状态,于是产生了种种矛盾。

综观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条: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就全国情况而言,工业化发展是好的,特别是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了,可以说实现了农村工业化。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不理想,落后于农村发展的要求,目前最成问题的是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城市化也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因为城市发展滞缓,致使工业化发展受到阻碍,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而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又保障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而没有城市化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工业化。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只能在人均1.5亩地上做文章,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以农业为主地区的农民收入低下,同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农民的差距日益扩大,心理不平衡,加上这些地区的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干部数量是同发达地区差不多的,消费需求向发达地区看齐,所以各种集资、摊派都落到农民头上,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紧张,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紧张。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城市发展滞缓,至今城市居民只有2亿多人,加上从事乡镇企业的一亿多人。另一边有8亿多人在农村搞农业。城市职工的工资又低,购买力不足,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有限。带动不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当某一种或几种农产品丰收,又往往出现这些农产品的低水平过剩,国家和地方政府又无充足的财力来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格,造成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民只好削减生产。所以常常就出现某些农产品的大起大落,出现今年多了明年少了的扭秧歌现象。

总之,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格局已到了该反思、该研究、该解决的时候了!

2.体制性矛盾

目前的城乡管理体制是为维护二元社会结构服务的。农村的管理体制是在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58以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集体经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是一级,大队是一级,生产队(也称小队)是一级。全国8亿农民统统组织在这三级组织里面。1984年实行改革,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名称改了,基本格局未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原来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村民小组)的经济职能已基本没有了,转移到了村一级。所以现在主要是乡(镇)村两级。行政村既是村民自治组织,同时实际也是集体经济组织。同是集体经济,但差别很大,全国已有数百个产值超亿元的村,但空壳村却有数万个,这些村只有集体土地的发包权。

现在全国还有9亿农民(农业人口)组织在5.5万个乡镇和8万个村级组织里。大约分散居住在345万个自然村里。每人平均拥有约1.5亩耕地的生产经营权(这个份额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多,而越来越少),同时负有向国家纳农业税和向村集体缴纳提留义务。这种格局的好处是人人有田种,绝大多数人有饭吃,这是农村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矛盾也日益增多。最大的问题是限制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阻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维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组织基础。

总的说来,我国农业所以徘徊反复,以及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症结,主要是农业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而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变化,农村的管理体制没有相应的变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应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而没有及时转移,作为第二、三产业的载体的城市应该发展而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落后于工业化的要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目前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表现。

二反弹琵琶和推进城市化发展军事上常常有这样成功的战例,某一个军事目标,正面强攻拿不下来,而采取迂回,从侧面,从后面进攻,反而容易攻克。

农业徘徊反复的问题,农村中的诸多问题,久解不决,怎么办呢?也可以采取迂回战术,或者叫反弹琵琶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现在的农业问题,主要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村内部。所以要使农业稳定持续地发展,就要着力去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第三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着力去发展城市,推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这不是要更加削弱农业,使农村问题火上加油吗?这不是奇谈怪论吗?不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发表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但为了要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

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得重工业发展得少些或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为了要使重工业建设得更多些快些,他提出了要加重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方针。

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一个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设起来,还建立了一个拥有一亿多职工占工业产值1/3以上的乡镇企业,工业化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但城市化却严重滞后,主要农产品自给自足有余,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强烈要求充分就业,千方百计向城区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