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上午，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联合发言评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遭到压制、打击，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的经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以及在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的情况；对双方的主要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指明：“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联合发言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坚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李鑫等同志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会上对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作了程度不同的检讨。其中对中办、毛著编办副主任李鑫等的揭发批评更多一些。2月2日，李鑫在小组会上讲“两个凡是”的社论的错误问题。承认“我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表示“社论是我主持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任”。他讲了社论的写作背景和经过，并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分清是非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用大量事实，说明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5．探讨理论问题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另一个重点。
引起许多人关注、讨论得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认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个包含着若干正确论断，同时又是一个不完全的、包含着一些错误的、并被严重歪曲篡改了的理论体系，赞成保留；多数人主张抛弃，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只要我们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应取的态度。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会上谈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有同志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位同志对二十多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和分析，得出结论：“证实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所作的讲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现状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阶级状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是导致八大所确定的战略转移未能实现的主要祸根。
民主问题也是会上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指出：“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指出，领袖终身制的效果是不好的，民主选举比较好。另一位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终身干部制对发扬民主是个大障碍。
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单是经济学家，也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二组一位经济学家深刻地指出：不能用以什么为纲来代替按比例发展。而且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每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个时期都是“以钢为纲”。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上，着重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而不应该放在提高发展速度上。
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历史研究要解放。”他们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讲实话，讲真话，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简单地服从一个现成政策。”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6．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无论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还是探讨理论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我们党应该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
有人指出：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对毛泽东同志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是不是搞“非毛化”？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与会者作出响亮的回答：“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第三组的一些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简要的总体评价。其中一位说：我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不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毛泽东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但是从五七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严重的，几乎把革命断送。
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但远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完满完成。
7．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要求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理论宣传战线的任务。与会同志从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对此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与会同志指出，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有四个问题：（1）学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的根本学风。把正确的理论与真实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的目的。（2）理论民主问题。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不准探索，不敢探索，理论工作就没有生气，理论就不能发展。（3）理论研究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实际上只搞理论宣传，不搞理论研究。（4）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问题。二者是统一的，其中根本的是科学性。
关于理论民主问题，有同志指出：因为理论属于思想范畴，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发扬民主尤其重要。我们既要反对理论工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也要反对把理论问题不加分析地简单地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反前一种倾向，结果把一切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表现。对发扬理论民主，他提出三点具体建议：（1）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三不主义”。（2）“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由于在理论讨论中发表不同意见或对革命领袖在理论方面一些提法有相反看法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数不少，要认真进行清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以平反。（3）出版一个内部讨论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指导下，自由发表意见，深入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许多同志提出，要发扬理论民主，必须批判《五一六通知》。要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平反；要坚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平等的原则；在理论研究中提倡自由讨论；不能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等同起来。
来自教育部门和院校的同志指出：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是我们党的整个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课教师近一万人，是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宣传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应该加强和改善，而不是因噎废食、削弱和取消。政治课内容要彻底改革，不然就无法适应当前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这个伟大战略转变。
8．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出现的偏差
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左”的和右的思潮此起彼伏。1978年秋冬，思想解放运动受到保守僵化势力的攻击。当时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姓胡。极左派比附，把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说成是“五胡乱华”。有顺口溜在社会上传播，指名道姓地说什么“胡耀邦‘胡说’，胡乔木‘胡写’，胡绩伟‘胡编’，胡启立‘胡来’，胡克实‘胡闹’”，把中国的秩序搅乱了。还说，胡耀邦和胡乔木是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尽拉奇谈怪论的调子。在沙滩老北大红楼前西侧的那垛矮墙上，出现名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张贴的长篇油印传单：《必须批判胡乔木、胡耀邦的修正主义》，并广为散发，明目张胆地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批判了“凡是”派，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退了极左思潮，可是右的社会思潮又泛滥起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有些地方就出现少数人闹事。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会议召开期间，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有增无减，且有不断蔓延之势。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八十多个。其中有些是被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中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1月6日，任畹町等散发《中国人权宣言》的传单。北京市一名女工同一些上访人员组织“公民上访团”，到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闹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的油印刊物。北京公园服务处工人魏京生主编的《探索》是其突出代表。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期间，这个刊物登载文章，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这个油印刊物在北京、天津广为张贴、散发、出售。贵阳有八个工人，到北京宣布成立“启蒙社”。发展组织，宣扬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观，用大字报给卡特写信，要求访问美国。3月，几个头头又在北京成立“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股错误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不少参加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在理论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出现的某些观点确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社会上出现了错误思潮蔓延，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出现了一些右的偏差，会议第二阶段当然就很难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