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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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下篇1977—1982:邓小平推动历史转折打开新路(17)

9.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讨论于2月15日结束。3月28日复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召开,名称加上了“全国”二字,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3月27日上午,邓小平就准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坏事斗争。要把少数坏人和群众分开来。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理论要为政治服务。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

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也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批评。

针对当时正在蔓延和泛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同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邓小平在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开宗明义指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扼要分析了中国国情“至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指出:“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

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项进行具体的、充分说理的分析。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段,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论。邓小平用五四运动以来60年历史,说明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通过历史具体的分析,说明中国现在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间所取得的胜过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的进步,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论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项原则时,邓小平着重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的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同时,针对少数人闹事打着民主的幌子来淆惑视听,邓小平着重强调,“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郑重地说:“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时,邓小平通过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的具体分析,运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事实进行对比,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确实犯过错误,但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每一次都是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主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论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提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提出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讲了意见。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

邓小平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10.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对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组讨论了三天,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在4月3日结束了。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与《引言》相应,称为《结束语》。

胡耀邦在讲话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接触到当时议论纷纭的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问题,他说:“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30年过去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当时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怎么样?站得住站不住?

第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生的最具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最重要的成果。有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完满了。

第二,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的评价,胡耀邦在《结束语》中加以征引,表示赞同。3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风气的。从总体上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

第三,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批评意见,实践证明是切中肯綮的。邓小平提出批评关心爱护的态度、分寸的把握和悉心引导的方法,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11.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理论界有人继续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上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斗争,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97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委会宣布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上规定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讲话,将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同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把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最近与一些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他还严肃地指出:“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为了保证安定团结,他“建议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规定必须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不允许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合法化、公开化,并提出依法取缔、处罚和处理等八项要求。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同军队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谈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他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但是,在随后进行的批判却受到抵制,文艺界的一些人反而同情被批评者。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邓小平于1981年7月17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当前思想和文艺战线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就要亡国。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着重对《苦恋》进行了批评。并指示《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

1981年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7月谈话,讨论、部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纠正软弱涣散状态。会议提出“三个必须做好”:必须做好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必须做好对1980年底以来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错误言论和作品的清理,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错误的东西加以批评;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必须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

根据邓小平7月谈话和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的署名文章。《人民日报》10月7日转载。文章指出,《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文章分析和批评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1月25日,《苦恋》作者给《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写了《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和对于批评由衷感激之情。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软弱涣散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暂时受到了抑制。但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很快又再次泛滥起来。

十一、支持包产到户

1.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由第一书记万里主持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