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党委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揭穿迟群等人封锁真相，歪曲事实，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公开纠正刘冰等人写“诬告信”这一错案。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的文章。
1978年一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各条战线的专家、劳模、先进工作者，恢复了名誉，逐渐走上了工作岗位。到1978年11月底，仅总后勤部就撤销了113个假集团案，为2754名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阻力很大。为冲破阻力，邓小平、陈云等做了许多工作，新闻舆论也积极配合，有力地支持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同时，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迅速见效，与老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而不断解放出来的干部，又汇集成一股支持胡耀邦的力量，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做了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经先后分五批为30余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求为“右派”摘帽的问题，相当突出地提了出来。1978年春夏，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民政部就“右派”问题先后在烟台和北京召开了两次专门会议。经反复讨论，以五个部的名义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17日，中共中央将它作为1978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对“右派”摘帽和改正的基本原则是：对所有的“右派”全部摘掉帽子。摘掉帽子以后，原划的“右派分子”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受歧视。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规定：“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被开除党籍的要恢复党籍。要把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当作落实党的政策、当作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来抓。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右派”摘帽工作于1978年底结束，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也基本结束，共改正54万多人。依据政策，最终没有改正的“右派”人数极少。
六、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除了管科学教育以外，同时继续主管外交工作。在他领导下，中国加强了对外关系，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1．外交“还债”
“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国领导人来访的不少，而我国领导人回访的不多。这在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方面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排了较多的国事访问，当时内部称为外交“还债”。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带领下，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邓小平1978年初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11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1978年1月26日至31日，邓小平副总理应缅甸总统吴奈温的邀请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出访。缅甸破格给予元首级的接待。奈温到机场迎接并同邓小平会谈。邓小平着重介绍了中国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情况，阐述了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看法，郑重谈了对埃及以色列会谈、中东形势和越柬问题的立场。双方观点基本一致。谈及双边关系时，奈温表示中缅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定要发展下去；感谢中国的援助，认为中国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同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后途经仰光时与奈温总统进行了会谈。邓小平着重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关系、印支问题等情况。奈温感谢邓小平向他介绍有关情况，对中日签订友好条约表示高兴。
1978年2月3日至6日，邓小平对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比斯塔首相和比兰德拉国王分别会谈和会见，就国际形势、柬越冲突、南亚局势等广泛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努力保持和发展两国长久存在的友好关系。尼泊尔重申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通报了尼与南亚各国关系情况；感谢中国对尼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希望不断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建议双方领导人和各级别官员加强互访。邓小平向尼方通报了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情况；赞同增加中尼双边往来，表示尼方提出的经贸合作项目可由双方有关部门具体商谈。
1978年11月5日至9日，邓小平应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的邀请，对泰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对泰国总理江萨3月访华的回访，也是两国建交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泰。11月5日下午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曼谷后，即前往集叻达王宫拜会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王后诗丽洁，对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回顾了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表示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国家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受到威胁，都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图谋。双方对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并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两国政府将采取积极步骤扩大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并发展新的合作领域。认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泰两国，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下午，邓小平又前往总理府拜会江萨·差玛南总理。在谈话中对泰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说在泰国感到好像在亲戚家里一样。11月6日上午，邓小平同江萨举行小范围会谈和正式会谈，就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在小范围会谈谈到了中国一贯的侨务政策。6日下午，邓小平参加了泰国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的剃度仪式，在泰国社会引起良好反应。
11月7日和8日，邓小平参观了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所属的淡水渔业研究所和农民自主经营的葡萄园。出席了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闭幕式，在泰国华富里空军基地观看了泰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表演，参观了军事武器展览，下午返回曼谷后观看了泰国古典歌舞表演。当晚，邓小平出席记者招待会，谈了华侨问题、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中国同东盟国家应该建立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关系等问题。当晚，邓小平又举行告别宴会，讲话中指出：中泰友谊的基础是坚实牢固的。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泰友好关系将谱写出新的篇章。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加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祝愿东盟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11月9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大王宫并接受泰国国王赠送的两只稀有动物貘；接见了泰国华侨、泰籍华人代表，在讲话中重申中国的侨务政策；出席了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成立贸易联合委员会的议定书、关于1979年度两国出口商品的议定书和中泰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谈纪要的签字仪式。邓小平此次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和友好合作铺平了道路。
1978年11月9日下午，邓小平乘飞机离开曼谷抵达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马来西亚国家最高元首叶海亚·佩特拉国王和王后。随后前往总理府拜会达图·侯赛因·宾·奥恩总理，并举行小范围会谈和第一次会谈。当晚出席侯赛因举行的欢迎宴会。11日下午，同侯赛因举行小范围会谈和第二次会谈。当晚举行告别宴会。
邓小平在几次会谈中阐述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中，邓小平指出：国际局势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但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在第二次会谈中重申中国对华人、华侨的政策，并强调：中国的政策不是今天制定的，是过去一贯实行的。中国政府重申这个政策，有国外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中国国内原因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政策受到破坏，影响到华人和华侨的亲属，使他们受到摧残，正常的往来、探亲几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还说：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你们国内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你们的内政。
邓小平在1月11日晚告别宴会上致祝酒词说：我们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外来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双方都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我们都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改善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我们深信，两国之间、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只能建立在真诚、谅解、尊重各自地位和立场的基础上；虚伪、言行不一、抛弃原则，甚至出卖灵魂，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信任的，更不可能得到友谊的。同时宣布：中国政府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和建立共同基金的积极主张，愿意同马来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1978年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抵达新加坡，进行了两天访问，12月14日晚乘专机回到北京。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新加坡，也是对李光耀总理1976年访华的回访。邓小平会见了新加坡总统本杰明·亨利·薛尔斯和夫人。同李光耀举行了两次会谈。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形势交换意见。邓小平指出：东南亚形势变化很难预料，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有市场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正面地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在谈到东盟的作用时说：东盟把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贯彻到底，本身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平衡力量，至少可起防御作用。东盟是本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因素。在谈到华侨、华人问题时指出：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把侨务方面的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在国内，不管华侨还是华人的亲属都遭到摧残，动不动就说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是叛国，不少人被捕入狱。华侨、华人不能到中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这方面在中国国内牵涉到几千万人。因此，现在我们重申了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无非是三条。一、我们赞成和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
入籍后，他们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他们就要完全遵守居住国的法律法令，享受和履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入籍的，我们继续鼓励他们自愿地加入居住国国籍。二、总有一些人不愿加入居住国国籍，要保留中国国籍。对这部分人，我们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同当地的人民和睦相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当然，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这是个国际惯例。三、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还说：华侨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东南亚，是历史形成的。历史形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采取这三条原则来处理，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在11月12日李光耀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讲话称赞新加坡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支持新加坡奉行不结盟政策和东盟提出的东南亚中立区的主张。表明中国反对大小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的立场。表明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希望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东盟五国也在道义上用适当方式表明态度。访问期间，邓小平对新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所持的谨慎态度，表示尊重和理解。邓小平参观了新兴工业中心裕廊镇听取了该镇管理局主任关于新兴工业中心建设情况的介绍。邓小平还听取了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局长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二十二层办公大厦顶层瞭望周围新建成的公共住房。称赞他们建筑业的机械化程度高。
邓小平还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1979年1月访问美国，在下文专谈中日、中美关系的部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