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出访的前后，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国际交往也很频繁。李先念1978年3月访问菲律宾和孟加拉国，1979年初出访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巴基斯坦。华国锋也于1978年5月访问了朝鲜，8月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
从1978年2月到1979年6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同时也接待了三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通过这些相互访问，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往来，开展了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中国人民同东南亚各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国高度评价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强烈谴责越南在柬泰边境的冒险。中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有了改善，1978年5月，印度尼西亚工商界组团参加了中国的广交会，并与中国有关方面就恢复两国直接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同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南亚和西亚国家有着不断发展的友好睦邻关系。中国同印度的关系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双方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两国都希望增进往来，改善关系。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结束了15年间两国事实上只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局面。1977年，中印恢复了直接贸易和人员互访。
在东北亚，中国同朝鲜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互访。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支持非洲人民为争取非洲的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
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逐步发展。支持拉美国家维护独立主权、捍卫海洋权、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和建立拉美无核区的斗争，支持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步扩大。中国表示愿意同他们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支持西欧国家联合反霸的努力，希望看到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同时也希望第二世界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同西欧的关系出现了既大力开展政治合作，又迅速扩大经济往来的局面。
2．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奠定了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此后多方面的往来和联系不断发展。随着中日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的签订，1974年11月开始，中日之间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
邓小平为解决领土和资源的国际争端，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根据这一构想，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尽管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约好不涉及有关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这就绕过了一个当时无法逾越的障碍。
但是，经过几次会谈，均因日方不同意写入“反霸条款”而未能取得一致。因此，谈判中断三年之久。1978年春重新提起，“反霸条款”问题仍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邓小平把这个问题突出地加以提出，在反复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同时，多方设法，主要是以民间促官方、以在野党促执政党的方式，排除阻力，促使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
1978年3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时，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提上日程，并突出必须写入反霸条款。邓小平对公明党访华团团长、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指出：中日两国建交后，本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三木首相执政后没能借这个东风发展下去，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有另一个性质，不是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如果苏联横行霸道，难道也能发展友好关系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在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好关系吗？所以，当别人要威胁我们、侵略我们，要将霸权强加于我们时，我们就要反对。希望日方不要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后退。如果福田首相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发展史上会写下他的名字。签订这个条约，不从大局，不从政治角度看，是不行的。
3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8次访华团时，表明了中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不要从这个声明后退。6月5日，邓小平又就此对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坂本朝一发表了看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政治上体现出来，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当局终于同意写入反霸条款，中日两国政府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二）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三）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五）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于10月22日上午乘专机前往日本访问。下午抵达东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23日上午，出席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欢迎仪式，仪式后前往首相官邸拜会。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随后，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致祝酒词：让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共同努力。中午，出席了日本天皇裕仁举行的宴会。23日下午和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举行了两次会谈。还会见了对促进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日本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以及已故知名人士的家属代表；出席了日本友好团体举行的酒会、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欢迎午餐会，发表了讲话；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就一些重大问题作了阐述；举行了招待旅日华侨代表的茶会。邓小平参观了神奈川日产汽车公司工厂的汽车装配车间，千叶的君津钢铁厂，大阪的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旗下的工厂的电视机组装生产线，乘坐了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参观了奈良的唐招提寺，在雨中游览京都岚山等。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表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天皇表示，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那已成过去。两国以后要永远和平下去。福田首相对过去两国之间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和反省，表示这种事情决不能让它重演，今后两国要建立长久的、名副其实的善邻友好关系，日本愿在除军事外的领域同中国进行合作。邓小平表示，中日友好互有需要。日本政府规定自己的国策是全方位外交，是无可非议的。照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外交也是全方位外交，但是加了一条，谁搞霸权，中国就反对谁。中日友好条约不仅对两国子孙友好下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出席酒会时致辞，表示：深切怀念那些曾经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但已离开我们的先驱者。他们虽然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喜悦，但他们为中日友好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并且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朝野许多政治家和各界朋友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因此而告终，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努力。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起点的重要标志。邓小平为此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永垂史册。
3．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上海公报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此后，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进，但两国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障碍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向美国提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亦称三原则）：废约、撤军、断交。从1978年7月5日起，中美在北京举行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再次阐明关于建交的立场，即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在实现正常化之后，美国可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美不应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如何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经过将近半年谈判，美国接受了中国的三个条件。但是，在台湾如何回归祖国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只能用和平方式，中国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作出只能用和平方式的承诺，不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在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不肯让步。
为打破建交谈判的僵局，邓小平从大局着眼，强调抓住机遇，及早解决。11月2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同美国谈判两国正常化问题，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邓小平会见美方人士，阐明中国方面的立场和底线，促进问题的解决。11月27日这天，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瓦诺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提出解开疙瘩的办法。12月13日前夕，邓小平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同样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经过第六次会谈，美方接受我方的意见，双方遂各自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方式问题就此得到解决。
关于售台武器问题，邓小平提出，向美国谈判代表建议：是否可以先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售台武器问题留给建交以后再商量解决。邓小平的建议为美方接受，建交谈判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