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特别重视。7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青岛市委负责同志时指出：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靠引用几句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路线政策，经济不可能搞上去。
第二天，7月2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讲话中明确肯定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8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接见市委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我要讲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中央各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地方也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解放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上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
对一些人要做好转化工作。有些人还是老框框。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
邓小平接见后，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提出：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从市委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补好这一课。特别是区、县、局以上的领导同志更要认真学好。并立即进行了部署。
邓小平在青岛、天津讲话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肯定和倡导，进一步引起党内党外、全国上下的普遍重视。接着，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的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出普遍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号召。他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普遍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这段话实际上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作出了正式部署。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达到高潮。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比那年的讨论更为普遍和深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讨论的局面。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都明确提出并做到把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为进行补课，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还召开了检查和交流性质的会议。不少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行指导。各地党报密切配合，发表大量报道、评论。军队对补课抓得早，抓得紧，指导具体，搞得很好。中央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对补课也非常重视。
这次补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在广大基层单位中补好这一课，在基层干部群众中进行较为深入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教育。这次补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主题更加鲜明、突出。补课除了突出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性之外，更注重于突出思想路线教育的性质，明确提出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要求。
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指出：“现在，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一年多了。由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平衡，有些地方还在补课。那些没有认真讨论的地方和单位，这样做确实很有必要。”说明补课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到1980年上半年，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任务基本完成。历时将近两年的补课，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国范围的普及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补课，学习文件，联系实际，结合自身经历和思想，把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相对照，基本上分清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通过补课，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从而推动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如此，通过补课，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扎下了根，成为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其意义之深远是难以估量的。
7．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对于促进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其重大意义作了如下评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五、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认为，平反冤假错案是顺乎民心、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就对人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校长。他组织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亲自对这篇文章作了17次修改。中共十一大后，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杨逢春、叶扬、陈中。文章发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蒙受冤屈的干部可以重见天日了。
紧接着，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说：“本报十月七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应。许多干部、党员、群众来信，热情赞扬这篇文章密切联系实际，宣传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贯彻了十一大的精神，表达了华主席、党中央对广大干部的关怀和爱护。许多来信愤怒地揭发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并批评了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同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就是对落实干部政策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的代表，竟诬蔑《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这种态度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贴大字报申斥，有些老干部的大字报通过人民日报社转到了中央常委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
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他决定首先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当天，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他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八个字：“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第三，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1978年1月28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26个部委座谈会上提出，干部是国家的财富。原国家干部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
3月21日至4月24日，中组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说：落实干部政策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他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1）没有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2）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3）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4）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种种阻力，针对“两个凡是”，9月20日，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指出：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提出的“两个不管”是与“两个凡是”尖锐对立的，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胡耀邦还组织和指导分批召开了许多次小型疑难案例座谈会，亲自到会参加讨论或讲话，对上百个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划分政策界限。
作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了一些重要案件。1978年1月23日，胡耀邦特地去看望张闻天夫人刘英。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忠言直谏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仍然坚持写理论文章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1976年7月含冤逝世。胡耀邦问刘英有什么要求，刘英希望为张闻天平反，并说：“闻天的骨灰还在无锡，希望运回来；他写的文章，如果没有错误，希望能够出版。”胡耀邦连说“应该，应该”，很快派人去无锡了解情况，并决定将张闻天的骨灰移回北京。不久又批准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这只是胡耀邦所做许多工作中的一例。
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工作，从1977年6月底到1978年底一年半中，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取得了显著成效。举其要者有：1977年6月30日、7月7日和16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先后为所谓“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恢复名誉。
1977年12月1日至次年1月15日，全国公安会议揭批了“四人帮”破坏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中央国家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过时，要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