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上海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10月20日，上海市100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行。21日，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喜讯公之于世。当天，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人们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胜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85岁高龄的郭沫若，当天以“粉碎‘四人帮’”为题填《水调歌头》词，上阕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首词，当即在全国传唱。港澳及海外华人也为除掉“四害”拍手称快。香港爱国人士马万祺填《沁园春》词赞颂叶剑英功勋：“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10月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上空。23日，庆祝游行活动达到高潮。从天刚亮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群众游行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动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自10月21日起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真是普天同庆，一片欢腾！
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这一伟大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从此，共和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尽情享受十月胜利的欢乐时，人们还来不及痛定思痛，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历史骤然揭开了新的篇章，但历史的车轮依然由着惯性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发动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运动，这是合乎党心民意的。但是，华国锋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以“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落到了时代的后面，这注定了他必然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站在共和国历史发展前沿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来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新篇章将由他们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来继续谱写。
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在邓小平的传奇人生中有三落三起。第一次是30年代前期在中央苏区，因“邓毛谢古错案”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遵义会议后重新提拔起来，担任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常务工作，领导各方面整顿。1975年冬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把他打翻在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强烈要求下，又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1．叶剑英等力主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建议。同时，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告诉粉碎“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与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分享胜利的喜悦。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在会上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然而，华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等一等再说即“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三○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派医生到邓家中为邓做了治疗处理。家属对这样治疗颇有意见。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三○一医院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医院向中央提出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剑英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三○一医院。为确保安全和疗效，三○一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作为专用。当晚12点，蒲即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情况。医院向中央作了邓小平住三○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报告，华国锋、汪东兴即批示同意。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2．华国锋采取拖延办法
1977年1月初，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辑、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到了天安门广场，轰动北京，轰动全国。全国各地也都出现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发传单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一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党中央和华国锋提出：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但出于对形势的判断、从全局考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办法。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的考虑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这时，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幢楼王洪文重新装修后住过。这当然不会是叶剑英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读了，知道毛泽东是看好邓小平的。显然，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未能尽快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有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王震到西山25号楼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力群等人的看法。邓小平说：“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起草的。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都未被采纳。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引述的1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向上海代表团提出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