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对“批邓”的抵制
为了挽救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却认为这是整倒“一层人”的机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发动各省、市攻一下”。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按照王洪文的指令在会前准备了“炮弹”，共整理材料20份，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7月13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会上首先发难，矛头直指现任中央和国务院一批领导同志，他说，去年的计划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他指责：“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辽宁省委一名书记在东北组发言呼应，说“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并提出：“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王洪文称赞他们“开了一炮，开的好”。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四次到京西宾馆找黄涛了解情况，还把上海、辽宁两个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汇报，撑腰打气。黄、杨等人多次串联，南北呼应，策划进退。他们还把会上谷牧讲话和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等情况即时分别报给王洪文、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等则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数同志抵制了“四人帮”扭转会议方向的图谋。7月24日晚，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确定计划工作座谈会按原计划进行，规定不许追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向会议提出1978年计划的调整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钢由原计划2600万吨调到24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减少20亿元，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20亿元商品投放市场，压缩进口计划5亿美元，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10%—20%，原定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调整方案实际上也未能执行。
3．批判“三株大毒草”反使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
1976年夏，在毛泽东病情危重，又遭唐山特大地震之际，“四人帮”不顾国家安危，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
8月13日，“四人帮”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的3本小册子，在经过张春桥改定的“前言”中，把《论总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24日，发表报道，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571工程”纪要》。27日，发表署名文章《论党内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还预言“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从8月13日到10月6日50多天，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3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四人帮”得意忘形，说3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中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3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掀起这样一个批“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就可以把支持邓小平整顿的，现在仍居于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领导岗位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建立起他们的所谓“崭新的新世界”。
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从1976年初就开始听他们骂这“三株大毒草”，但不知道这“三株大毒草”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现在从三个小册子上看到《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知道了真相，都说，邓小平制定的这三个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批判抓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搞“物质刺激”，起用知识分子是“专家路线”，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反对派性是“反攻倒算”，整顿是“复辟”，这些批判文章才真正是大毒草。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和体会到邓小平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76年“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的这三个文件中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猖狂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邓小平批倒批臭，反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九、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同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毛泽东刚逝世，“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妄图掌握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的值班人员请示，妄图切断党中央、华国锋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部署。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与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及时制止了“四人帮”的阴谋。与此同时，9月11日，华国锋即委托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四人帮”的另一花招是连续不断地布置北大、清华、新华社等单位的党羽、亲信，用各种名义，写“效忠信”，上“劝进书”，“拥戴”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副重担”，制造抢班夺权的舆论。
再一个严重部署是，“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偷偷地写进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从17日起反复加以宣传。华国锋、叶剑英等立刻警觉到，江青一伙是以此把自己打扮成“正统”，标榜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以便打着毛的旗号夺取最高领导权。
9月18日开过追悼大会以后，两种力量展开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正面的交锋首先围绕着毛泽东的文件保管问题爆发出来。
毛泽东收存的文件、材料，还有毛泽东的手稿和未经审定的重要谈话记录等，包含大量党和国家最核心的机密。从毛泽东病危时起，江青就想方设法要掌握这些文件、材料，其意图是可以运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9月17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毛主席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9月18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等坚持原则，使江青一伙争夺毛泽东文件保管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江青争夺文件保管权的9月17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督办“第二武装”。张春桥也在北京会见徐景贤，密谋准备打仗。8月下旬以来，上海已经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这时经王、张不断督促，上海的亲信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经过围绕文件处置问题的斗争，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深感江青一伙猖狂之极，下定了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他同汪东兴商议后，当晚驱车到李先念住处，谈了最近“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李代表他到西山见叶剑英，请叶务必想个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解决“四人帮”早就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举国上下也都意识到为了挽救党，为了保卫共和国，必须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五运动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意志。在四五运动前后，在中央领导层中，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也有计议。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心中早有考虑，他没有正面回答，做手势表示要等待时机。王按叶的嘱咐，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那里去“联络”，找汪东兴交谈，还同八三四一部队干部交朋友。在为毛治丧期间，华国锋、叶剑英等在表面上“示之以缓”，实际上已经紧急行动起来了。他们多次商谈，交换情况，共商对策，在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形成一致。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寄予厚望。聂荣臻在9月21日这一天找杨成武，要他给叶剑英传话，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杨连夜返回西山把聂的意见向叶报告。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治丧期间与“四人帮”的几次较量中态度明朗，措施得力，完全站在华国锋、叶剑英一边。
李先念遵华国锋之嘱，于9月24日下午，秘密上西山见叶剑英，转告华国锋的决心和重托，请叶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这时，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比较，已经考虑了一个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的方案。
党中央最高领导决策并出面解决是此计关键。现在华国锋既已下定决心，下面就是作出决定，照计行事了。
24日晚，政治局成员应江青邀请在怀仁堂小礼堂看新拍摄的国产影片。李先念利用华国锋上厕所的机会转告：叶帅同意你的看法。
此后，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又经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比较了几种不同方案，确定采取“先动手，后开口”的办法解决“四人帮”。重大决策作出后，叶剑英同汪东兴又商议了行动办法，由汪东兴考虑具体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组织实施。为防止出大乱子，对上海方面，叶剑英通知东海舰队和六十军做好应急准备。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时轮打过招呼，要他们加强戒备。他还通过苏振华要北京卫戍区吴忠保持首都的稳定。华国锋也同吴德通气，要吴德同吴忠联系，确保北京卫戍区四个师听从指挥。华还要耿飚随时听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帮”在这些日子活动频繁，行动诡秘。王洪文9月23日飞回北京后，也进入西山，紧挨着叶剑英住下，跟踪监视。他们一方面制造流言，说叶在西山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串联”、拉拢、煽动。北京部队不跟他们走，他们只能在巩固上海方面下功夫。他们还抓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权。9月24日和28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毛著编办负责人要《毛选》五卷材料。
在9月29日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接连发动进攻。
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同时攻击华国锋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
在讨论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时，江青一伙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准备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华国锋当面顶了江青，说她出尔反尔。最后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应该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对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国庆节怎么过，决定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国庆座谈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但是，“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