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鲁瑛送来报告，说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四人帮”又闹起来。江青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对卫戍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作好进行镇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准备”。
4月5日凌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所作决定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早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9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
群众前往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头头避而不见。时间已过中午，群众对受到压制和捉弄，再也无法忍受。愤怒的群众把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
2．邓小平被骂为“纳吉”，广大群众遭镇压
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
晚上6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三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200多人被抓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以便各省市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2点左右才散。凌晨3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随后就回来向他汇报。他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4月5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精神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3．邓小平被撤职遭软禁
1976年4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邓小平被从宽街住所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一处住宅。随后夫人卓琳也被接来。他们的子女和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仍然留在宽街，不久即通知留住宽街的人员：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邓小平移住东交民巷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邓小平搬到新住处的当天晚上，就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议。第二天，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信是通过汪东兴转呈的。
5月上旬，卓琳患眼疾，越来越重，只得住院。邓小平一人在家，很孤独。6月10日写信给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华国锋和党中央，请求同子女同住，或者先允许子女来看望。11日毛泽东即说可以同意小平的请求。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这条指示拖了二十多天才得到落实，6月30日，才通知邓小平可以搬回宽街，而真正回到宽街同孩子们团聚已经是7月中旬了。
不过，邓小平的政治待遇一直没有改善。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能参加所有治丧活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当天政治局会议研究治丧事宜时，江青等人又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受到华国锋、叶剑英的抵制，未能得逞。守灵、跟遗体告别等所有治丧活动，邓小平都被排除在外。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大会，也不让邓小平参加。邓小平只好带领全家老小在家里设立的毛主席灵堂前肃立默哀。
4．人民群众没有被压服
4月7日晚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以后，华国锋正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坚决镇压”抗议活动，“坚决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标语、诗词，“打击制造者”。此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在群众中进行追查和搜交，还排查、搜捕参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群众，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北京一地，到6月中旬，搜悼文、诗词原件583件，强令群众交出现场照片和悼文、诗词照片10.8万余件；拘捕干部、群众388人，立案追查者1984件，用隔离、办学习班等方式审查的难以数计。南京事件及全国有类似大小事件发生的市、县，都进行了重点追查。
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4月7日，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4月8日清晨，上海青年工人黄永生在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他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下很长一段批语，痛快淋漓地驳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人们还冒着危险，巧妙地将诗词珍藏起来。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八、继续“批邓”，中国再度陷入动乱
1．继续“批邓”和层层揪走资派及其恶果
这时，“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他们这时的目标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他们妄图通过“批邓”，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迟群多次讲，“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强调要“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毛远新向辽宁省委传话：“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要注意不轻易说话的“大人物”。在197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上，“四人帮”及其党羽强调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王洪文亲自指使七机部的党羽舒龙山等揪走资派、夺权，叫他们“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挖出来”，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七机部的党羽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搞“批邓联张”，对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七机部各级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不到半年，就把七机部在京厂、所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改组了80%。毛远新在冶金部制造混乱，层层揪代理人，抓还乡团。武钢11名公司党委书记，要打倒7人，另外4人不打倒就打跑。武钢生产遭到破坏，1976年产量比1975年下降了40%多。鞍钢1976年的钢产量下降到1971年的水平，倒退了5年。张春桥叫嚷“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们污蔑1975年的整顿是“右倾翻案”，在铁道部机关和一些路局、单位培植亲信反攻倒算，铁路系统动乱又起，致使1976年全国有十几条干线经常处于堵塞半堵塞状态，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其中郑州铁路局最为严重。江青指使党羽唐岐山制造混乱。1976年该局发生12次大堵塞，滞留列车81列，使京广线半瘫痪。这一年该局比计划少装1400多万吨货物，等于近100天没有装车。过境物资大量积压，造成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影响了半个中国。国务院政研室更是“四人帮”着重打击的目标。他们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中国科学院也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一个重点。他们布置在中科院的党羽以“路线分析”为名，把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70%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复辟势力”，广大科技人员重又被诬蔑为“臭老九”，视作“专政对象”遭到打击迫害。江青一伙还布置其亲信、党羽搜集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外贸系统的各种材料，以备进一步打击和批判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上面”的领导。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秩序混乱，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月至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14亿元，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订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