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揭破，群情愤慨。南京大学学生立即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怒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标语、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南京街头。上海、南京和全国各地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连不断发到《文汇报》。
3月中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又发表张春桥授意写的“批邓”、“反周”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该文借谈鲁迅小说《阿Q正传》、《风波》中的人物，明目张胆地攻击邓小平、周恩来，诬陷周恩来是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后台。“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打倒周恩来，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抬着花圈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文汇报》第1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因为从“评法批儒”以来，“孔老二”就是“四人帮”影射攻击周恩来的代名词。3月3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用“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特指邓小平。读者联系当时实际，一眼看出，《文汇报》这篇新闻中所说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即邓小平）扶上台的“孔老二”、“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两起“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遭到万众讨伐。抗议、质问的电话、电报、信件像连珠炮般射向《文汇报》，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场悼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之火点燃了起来。
最先起事的是紧靠上海的江苏省会南京。
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和鼓楼广场，贴满了标语、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军人，纷纷走上街头，抒发对周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学生们开始把标语口号刷在火车上、刷在长途汽车上，动员人民起来和“四人帮”展开斗争。
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大校园内挤满各界群众，传抄标语和大字报。南大学生组成20多个小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等大标语。
3月30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当天晚上，学生们还在闹市区新街口、鼓楼、山西路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几天来，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5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南京军区某机关围墙上方，放置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南京的群众运动使“四人帮”万分恐惧。
3月30日，“四人帮”就给“南京事件”定性。王洪文说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姚文元说是“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下令，群众的大字报、游行等等，一律取缔。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当前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言”、“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现在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会后，立即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指责南京最近几天“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把南京人民悼念和保卫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下令立即“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指使人”。还把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定为“反革命谣言”，要求“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在给江苏省委的电话中，还特别指责江苏省委“态度不够明朗”，对政治谣言“没有认真追查”。
可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反抗之火是“追查”所扑不灭的。4月3日，南京街头又刷出15条大标语，内容有：“中央4月1日电话通知精神坚决执行《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我们坚决和打着白旗反总理的野心家血战到底”等。
南京事件是四五运动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
七、四五运动：怀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
1．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
1976年3月30日，临近清明节了，北京市总工会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地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
4月1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花圈、诗词增加了许多，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拥戴邓小平的会场，斥责“四人帮”的法庭。在花山诗海中，纪念碑前一首小诗特别引人注目：“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继承总理遗志，誓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的决心。
清明节快到了。4月2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一○九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经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我们怀念杨开慧”一句标语，表达了人们对江青的憎恶，也蕴含着对毛泽东的讽谏。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用手风琴伴奏，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这天深夜在广场上朗读的这些诗词道出了千古不朽的真理。这时，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大地，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和“四人帮”已经成了两个象征：一个是忠臣，代表光明，代表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一个是奸臣，代表黑暗，代表专制、愚昧和封建主义。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不许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无所畏惧，还是争先恐后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下一直摆放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13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3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拥戴邓小平、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
一首诗写道：“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另一首词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吼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诗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帮”陷入灭顶之灾。“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广场上展示的血书，即席发表的演说，简捷犀利的传单，都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9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传单指斥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赞扬毛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又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传单期望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续读了五遍才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正当广场上诵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传单，群众的革命义愤高涨之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在“四人帮”左右下，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