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重要指示》成为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主要的指导性文件。
出席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的领导干部，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被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检讨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转好弯子。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开到2月25日结束。华国锋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邓”。他说：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规定对邓的问题，内部“可以点名批判”。华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等政策，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层层揪”，关照“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紧接着，召集了第三批打招呼会议。出席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区是：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此外还有广州、武汉、兰州、新疆4个大军区。3月3日会议结束时，即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2月25日讲话分别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3．“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四人帮”全然不顾毛泽东多次申述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让他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另讲一套，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用“四人帮”一伙的话说，这是继1月14日发表的文章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出的第二发重型炮弹。
同时，“四人帮”一伙还用批判“折衷主义”来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增添“理论”色彩，并继续攻击周恩来。
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利用1932年2月上海报纸刊登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脱离共产党启事》，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的文章《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周恩来比作孔丘，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诬蔑邓小平通过党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的决定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
2月15、16日，江青在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大阴谋家”，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露骨地表现出她想当武则天、吕后那样的女人。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又说：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她这篇讲话从1974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诽谤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1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3月2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6日，“四人帮”又利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邓小平。经江青等人策划，迟群等带领清华大学五名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当面攻击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张春桥等人诽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4月26日，江青又在一封信中诬蔑邓小平“象林彪一样搞大、小舰队”，“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他们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出记者和通讯员到一些地方、军队、部门以调查研究为名，搜集情报，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黑材料。他们还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企图整垮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在“四人帮”看来，第一批来开会的5个省的第一书记“都难以转弯子”，1975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12个省的第一书记，也都是合邓小平胃口的人，自然都成了批和揪的重点对象。对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胡乔木（国务院政研室）、胡耀邦（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在2月至3月形成了第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从1976年1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四人帮”有意将彩色故事片《决裂》安排在1976年元旦公映，用他们的话说：“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影片的主题就是批判解放后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大学的入学条件降格到“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这个标准上，恶意中伤整顿科技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2月初，江青、张春桥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部这类电影。还专门找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要他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因为“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并且要求尽快上演，“最迟不能过国庆节”。他们还积极组织人员筹拍《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影片，以期通过“揪走资派”，层层“揪代理人”的银幕形象，煽动群众，增强他们斗争的勇气。于是，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
4．群众抗议浪潮在全国掀起
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群众对批邓、反周的不满和愤怒，通过传单、小字报、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宣泄出来，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2月初，山城重庆解放碑贴出一张大字报：《请注意当前斗争新动向》，尖锐地提出“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的问题，提醒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2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汽车司机柯庆华，从哈尔滨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指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指出：你们“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中旬，北京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传单：“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月23日，福建省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罪状，震动了福州。许多工人、学生和战士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
3月2日，武汉市街头出现了“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署名“寒城牛”）等标语。
3月9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名工人在贵阳市贴出了长达3万字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系统地从理论上宣传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并印成传单，自费前往郑州、武汉、长沙等地散发。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并表示：“为了把他揭露出来，我杀头也甘愿！”数日后又贴出了续篇。
3月20日，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的谬论。3月26日又发出一封信。
3月25日，武汉市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署名“寒城牛”）的油印传单。
3月26日，武汉锅炉厂200余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杭州连续三次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四人帮”在浙江的老巢。
3月，一份《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安徽一省就查缴了6935份各种版本的“遗言”。“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说：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年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对王、张、江、姚等则一一有所揭露和批评。“遗言”最后注明的日期是：1975年12月29日。
1975年12月下旬，周恩来已基本上处于弥留状态了，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这份“遗言”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假托编写的，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对邓小平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憎恶。
从2月上旬到3月初，在福州、杭州、武汉、贵阳、郑州、长沙、厦门、哈尔滨、徐州、顺德、三明、重庆、太原、西安等地，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缅怀周总理，拥戴邓小平，指责、批判“四人帮”，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街头演说。
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人民共和国，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5．《文汇报》“反周”事件点燃南京怒火
3月发生在上海《文汇报》的“反周”事件，激起讨伐，点燃南京怒火，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1976年3月5日，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3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原电讯稿中有周恩来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文汇报》登载这篇报道时，独独把报道中引用的周恩来题词四句话给删掉了。
人们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四人帮”图谋从政治上否定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