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由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致悼词，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1月12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和谁致悼词的问题。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时邓小平已处于再次挨批的逆境中。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他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政治局会议开始，邓小平先发制人，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紧接着，他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稿给予充分肯定，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下劣的办法。他在散会后，急忙追赶上李鑫和周启才两位悼词起草者（他们列席了这个会），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周、李两人听了十分恼怒，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无言以对，悻悻地走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江青采取主动，抢先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这一席话，观点鲜明，理由充分，态度坚决，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也没有再反对。
粉碎“四人帮”后，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给总理致悼词这件事时，邓小平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他们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当时他们看我在政治上快不行了，要下台了，我一下台，通过我给总理致悼词的声音也就再出不来了。他们是反对总理，害怕宣传总理，当然也反对我。
1976年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在邓小平主持下，对总理丧事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经过斗争，均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致悼词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
六、“批邓”“反周”激起群众义愤
1．邓小平专管外事，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周恩来病危期间，“批邓”力度不减。1976年1月3日，政治局的“帮邓会”再开。邓小平作补充检查说：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邓小平把补充检查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说明，信中表示：“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的“帮邓会”又继续进行。
会上，有人责问邓小平：你为什么要见主席？邓小平平静地回答：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散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两次要求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并说：“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20日会上邓小平作检讨发言的情况。毛泽东这时也已看到了邓小平给他的信。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的检讨，并对他的工作作出安排。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说：“小平专管外事。”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毛远新问毛泽东：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毛泽东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称是。就这样，毛泽东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
这时，王洪文自以为自己要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了，私自准备了以中央工作主持人身份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稿。江、张、姚、王以为周死邓倒，总理一职非张春桥莫属。上海的党羽已经在大树所谓“张春桥思想”，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毛远新向张春桥、王洪文二人谈明毛的意图，张为之语咽。而上海的党羽不知底里，还在街头贴出“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
1月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张春桥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宣泄怨愤：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日记中除了自我标榜、吹嘘，美化自己，就是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显露了他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
2．“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继续发动
华国锋就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着手抓的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同一天，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计划分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继续打招呼”，促使他们“早转弯”、“转好弯”。
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3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第一批参加打招呼会的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5个所谓“问题多一些的省”的负责同志共29人，应召来京。2月9日下午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开始。接着，2月中旬，打招呼会又扩大到第二批12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市；南京、沈阳、北京、福州、成都、昆明、济南等大军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共13大段，按照内容分4个部分编排。
一是重申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有是目。”“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二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作出评价和正确对待。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强调“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说明毛泽东在运动的规模、方法上吸取了教训，有所控制，不想“天下大乱”了。
四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与政策界限。毛严厉批评邓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代表资产阶级”。但又明确指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