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15日作会议总结讲话，强调“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他特别指出：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样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叶剑英还通过个别谈话、出席小组会，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告诉大多数与会人员。要他们听从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
197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确定三年内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8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方案》。9月转发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陆军比例减小，海军空军比例增大；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减小，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比例增大。实施这个方案，军队编组情况有较大改善，可以适应不同规模（小打、中打、大打）现代战争的需要。把压缩定额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加强军事工业，提高装备水平。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各军区、军兵种即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为加强训练，10月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的三总部训练小组。这年全年各军区和军兵种共组织了17次军事演习。为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纪律性，11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
军队整顿的关键是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军委扩大会议决定，1975年下半年首先调配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为此，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在叶剑英主持下，对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二十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考察、调配。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发表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述大多数单位的主官名单。10月1日，又发表北京军区主官和一些单位部分主官的名单。经过调整配备，绝大多数大单位建立起了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军委扩大会议及会后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不仅开始解决臃肿、分散等军队的问题，而且对全国局势的稳定、各条战线的整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抵制了“四人帮”插手军队，较好地解决了军队的领导问题，为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可靠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于7月20日至8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有四百多个厂、所领导干部参加。国防工办自3月贯彻中央9号文件以来，已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军工企业的派头头召集到北京开会学习，开始扭转生产形势。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防工业重点企业汇报会，研究搞好常规武器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管理，狠抓科研。同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毛泽东对会议情况汇报作了“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把失修装备突击修好”的批示，强调要对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方面的混乱状况进行整顿。当时海军装备失修状况最为严重，舰船在航率下降到40%左右。会后海军召开了专门会议，落实了以解决南海舰队抢修问题为重点的抢修工作安排。
这次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8月3日到会讲话，提出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三条措施。叶剑英强调要警惕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李先念讲了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在这次会议推动下，军工生产全面好转。
十三、地方整顿
地方整顿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在解决徐州铁路运输问题以后，江苏省委即在全省宣传贯彻整顿方针。为解决徐海地区的问题，江苏着重抓了三条：（1）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2）端正领导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3）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极少数坏头头，团结教育大多数。不到一个月，徐海地区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徐州市经过整顿，所有停产的工矿企业很快全部恢复了生产。1975年4月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6%。徐州矿务局4月份日产原煤2.2万吨，比2月增加1.2万吨。工业战线在江苏乱得最厉害，经过整顿提高最为显著。工业产值逐月上升，全年达到220.53亿元，比上年增长14.6％。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53亿元，比上年增长9.9％。在江苏整顿初见成效时，中共中央于6月2日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情况的报告》，肯定江苏省委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体会：“所谓老大难问题，真正解决起来也并不是难得不得了。”肯定他们的主要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央要求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中问题特别严重的浙江、河南等省，1973年秋至1974年春搞了“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浙江突击入党3.3万人，河南多达24.6万人。其恶果是许多派性头头混进党内，占据领导岗位。中央于1975年6月下旬派纪登奎等人前往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他们指导了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清理了批林批孔中“双突”等问题。7月9日，决定对坏头头翁森鹤拘留审查。7月13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指出：浙江各地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的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党章，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坚决纠正。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即于7月17日批准并转发了浙江省委的报告（中发[1975］16号文件）。《中央批示》说：“浙江省委提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给以一年左右的培养、教育、考察的时间，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情况，妥善处理。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同一天，中央还决定调整浙江省委部分干部。7月下旬，中共中央16号文件在浙江全省逐级传达，省委紧接着又将张永生、贺贤春等派头头下放农村劳动，将省、地（市）两派主要头头、骨干200余人集中办学习班，一场揭批派性、纠正“双突”的斗争在浙江全省开展起来，生产形势随之有了明显好转。全国各地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整顿，对“双突”问题作了处理，调离了一批靠造反起家的派头头，对大批“火箭干部”挂职下放，改组了一批陷入派性泥坑的革委会，调整了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地方整顿的展开，使派性受到批判，武斗得到制止，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回升。
十四、文艺调整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以文艺革命的“旗手”自居，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对30年代左翼文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文艺肆意挞伐，搞得一片萧条。人们对“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状况早已怨声载道了。
1975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示调整文艺政策。
7月初，毛泽东同刚刚正式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邓小平首先汇报全国生产情况，说：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问题。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别人不能提意见”、“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等现象深为不满。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下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14日，毛泽东当江青的面，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状提出批评，指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还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艺进行整顿。他立即要国务院政研室对文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国务院政研室很快就整理出“四人帮”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的材料，抓住了“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罪证，立即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予以揭露，给“四人帮”重重的一击。同时，胡乔木又转呈了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信。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批示在文艺界迅速传开，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创业》批示精神鼓舞下，有的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写信，有的在讨论会上发言或写大字报公开揭发、批判文化部的帮派头头及其后台“四人帮”。
7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呈了电影《海霞》编导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影片受到压制，要求通过发行。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即在7月30日审看此片，否定了江青等人说《海霞》“基调很坏”、“是黑线回潮代表作”的指责，支持了创作者的请求。
8月中旬，政研室负责人又向毛泽东送去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教师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抄本。大字报尖锐地揭露、批评文化部头头，公开指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毛泽东对此也作了批示。
通过政研室的工作，在毛泽东或邓小平亲自过问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史歌剧《洪湖赤卫队》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三部影片首先解禁。接着，话剧《万水千山》、歌舞《长征组歌》重新登上舞台。以后，又陆续分批开禁了一百多部故事片。
10月3日，毛泽东又对冼星海夫人建议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开展纪念活动的信作出批示。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支持下，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形成《创业》批示后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
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请求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的来信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改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11月2日，毛泽东又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于是，姚雪垠于1975年冬从武汉调进北京，得到了一个继续写作的较好的环境，《李自成》第二卷得以发排。粉碎“四人帮”后两个月，就付印了。第一卷修订版也在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因出版《李自成》而复业。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富有特殊意义的一页。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7月2日在林默涵来信上写下“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以后，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7月14日，周扬被放出来。7月16日，专案办公室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对周扬的定性是“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了“拟分配适当工作”，生活待遇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份报告于7月27日送到毛泽东跟前审批。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命机要秘书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