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国务院政研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可是，临近国庆，周扬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周扬未能在显示安定团结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把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第31期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10月15日阅后即批“送主席看看”。10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是毛泽东继7月2日、14日、17日三次直接过问周扬问题以后第四次亲自提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高度。
1975年7月起进行文艺调整，只几个月，中国文艺界就在一定范围内冲开了“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多年以来在文艺界专横跋扈的江青，第一次处在被公众批评、揭露的地位。4、5、6月“四人帮”在政治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7月以来又在他们控制的文艺领域连连受挫。这对于整顿的全面展开，十分有利。
十五、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六七月间，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整顿的报告。邓小平要求：抓紧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分管科学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找他们三人谈话，传达了邓小平的要求。华国锋向他们交代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同时，还确定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仍由郭沫若任主任，派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
胡耀邦等7月23日到中科院后，立即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入手进行整顿。一方面落实政策，消除派性，恢复所、室两级组织，加强后勤工作，解决科技人员生活困难，力求“五子登科”，即解决房子、票子（工资）、孩子（入托）、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煤气罐）；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工作是科学院的中心工作，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和“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胡耀邦召集各种座谈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新长征”，强调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说“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
胡耀邦等经过二十多天调查研究，形成了对科技工作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并起草了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在邓小平指导下，经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等参与修改，形成《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文件稿。《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中科院今后十年科学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汇报提纲》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关系，并提出加强学习、落实政策、批判派性、调整班子、整顿机构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的内容和方法。9月3日，胡乔木把修改稿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时插话，讲了许多重要意见。他强调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不能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他指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整顿的关键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班子要三套人，要有管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部分人。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提拔当所长，要选党性好的、能力强的人管党的工作，管后勤工作。针对“四人帮”动不动就用“白专”的帽子来压抑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邓小平驳斥道：“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汇报提纲》经修改后即报毛泽东审阅。这个提纲深得科技界的拥护，对科技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十六、教育整顿的准备
在9月26日会上，邓小平具体论述了“教育也要整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教育部门要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指示，国防科委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强调要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说：“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还特别关心“教师地位问题”，指出：“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参加了9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半年多来，他已经按照整顿的精神在教育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着重整顿教育思想。他组织教育部内各司局单位，结合总结工作，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指示。接着有计划地在教育界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同时办好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用以统一认识，引导教育整顿的进行。通过这些工作，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1）“两个估计”，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的估计和态度问题；（2）以学为主和如何看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3）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问题；（4）“社来社去”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周荣鑫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1972年周恩来纠“左”时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的意见，批驳“左”的观点，批评教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状况。在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现在一谈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又说：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9月以后，周荣鑫立即积极贯彻邓小平“教育也要整顿”的意见，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在教育领域进行深入全面的整顿。《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以毛泽东1957年关于“十年树人”的一段指示作为立论的基点，共分六个部分：（1）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2）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4）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5）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6）整顿领导班子。
当《教育工作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印出的时候，一场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特征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已经在清华大学掀起了。周荣鑫被“四人帮”推上了“祭坛”，教育整顿就此中断，指导教育整顿全面展开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没有来得及上报，就被扼杀了。唯其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没有很快被发现。张春桥等后来得知，看到这个《提纲》，恨恨地说：发现迟了，要不然，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此话说明，在张春桥的眼里，《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同《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一样，都是击中“四人帮”要害的文件。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因没有暴露而一时避过了“反击”的风头，但周荣鑫没有逃过这场劫难。从1975年12月起，他即受到追查、批判，终至冠心病严重发作而住院。迟群一伙惨无人道，从1976年1月起，强令重病未愈的周荣鑫出院，批判斗争达五十余次。4月12日上午，迟群一伙又开会批斗周荣鑫，直到周荣鑫当场昏厥。13日凌晨，周荣鑫不幸去世，年仅59岁。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十七、主管外事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起又主持党中央工作，在领导各方面整顿的同时，还分工主管外事。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一年，邓小平访问了法国；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2次，分别同朝鲜金日成主席、美国福特总统进行了会谈；接待、会见、迎送来自世界3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各种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1．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
邓小平于1973年底复出以后，即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六届特别联大，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之后，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根据不同对象，继续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美苏争霸、对苏联的战略重点、对和平与战争等问题的分析及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5年3月1日上午，邓小平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会谈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毛泽东主席经过多年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去年四月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由我之口把毛主席这个思想作了阐述。这是我们制定世界战略的出发点。美苏两家争夺世界霸权，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美国和苏联的争夺遍及全球。两家天天讲缓和、裁军，实际上天天搞紧张、扩军。有些人说，苏联要发动战争，首先在东方，对付中国。经过我们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得出了结论：苏联是声东击西，它的战略重点是欧洲。
4月20日上午同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又说：
去年（1974年）年初，毛主席同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他考虑了好几年才提出来的。现在，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所谓两个阵营是两个世界的概念，已不能反映现实了。阵营的划分是一个战略概念、战略估计，国际形势变了，就要用新的战略概念来代替过时的、不符合现实的概念。
关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在1975年初会见荷兰外交大臣时就指出：从世界战略形势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处于防御地位，而苏联则处于进攻地位。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它自己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引到哪个方向去。我们希望西欧团结起来。
接着，在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时又进一步作了阐述。邓小平说：欧洲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更加团结的欧洲，这对世界战略很重要。苏联是声东击西。从它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重点恐怕还是在西方，在欧洲。欧洲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说，都是重要地区。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称霸世界也不可能。
6月9日下午，邓小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简要评述了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说：“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我们进行了形势分析，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并没有东移。尽管它有一百万军队在我们的边界，但重点还是在欧洲，包括中东、地中海、波斯湾。”
7月25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马尔加什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对美苏两霸特别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10月31日下午，邓小平在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中又指出：“我们总希望欧洲强大、统一，不只是经济上统一，将来在其他方面也能统一。”12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前总理时更坦率地指出：“中国支持西欧联合完全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
10月8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谈中，概述了近二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