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13日复信）
楼适夷：
信及附件收读聆悉。《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极可能是张闻天同志写的。文章观点，与闻天同志1937年在延安文协成立大会所作《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任务》报告，似乎是一致的。（请看鲁博研究室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八〇·四，八一·一，八一·二各期）此报告所谈关于团结小资产阶级作家及文艺大众化问题，虽未见记录全文，也是“关门”一文的论点。如能发现全文，加以对照，就好了。当时油印的《斗争》，我在1933年5月以后，参加过编辑出版工作，约三个月，是江苏省委办的党刊。稿子大部分由中央交通送来，也没搞清何人用何名，“歌特”的稿肯定未经过手。《红旗》周报既也有歌特笔名，我知道冯乃超同志参加过《红旗》编辑（时间较早），不知他能否记忆。关于夏衍同志的推测，我同意阳翰老看法，不可能是瞿秋白同志的。专复。
（1982年3月16日来信）
羊牧之：
前寄“歌特”三篇文章，我也认为很像秋白说的话，也像他的笔调，但笔名不敢确定，还请斟酌。
（1982年3月20日来信）
章文晋：
3月29日来函及所附材料收悉。《斗争》杂志我见过，“歌特”的文章未读过，亦不了解“歌特”是哪位同志的署名。我1931年底至1932年8月期间在上海江苏省委工作，八月被捕，出狱后就离开上海了。文章刊登在1932年10、11月我被捕之后，不甚了解。当时张闻天同志文章一般署名洛甫。浙江省省长李丰平同志和在科学院的王天眷同志当时也在团省委工作，也许有所了解，可予询问。王是物理学激光专家，在北京。
（1982年4月13日）
季楚书：
我是1932年3月18日被捕的，“歌特”的文章不知是谁写的。看文笔不像朱镜我的笔调。是否会是潘梓年写的？就我所知，文总曾要杨邨人（文总组织部长、文委委员）同胡秋原打交道，互相交换意见。这种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是经过潘梓年同意的。
（1982年5月8日谈话）
关于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因我早于1932年3月18日被捕，所以不知是谁写的。
可以提供的情况是，1932年初，相当于文总党团改组，文委朱镜我常来文总指导工作，文总领导曾要杨邨人（即柳丝，文总党团成员，组织部长）通过私人关系去和神州国光社的胡秋原等打交道（当时胡在刊物上侈谈普列哈诺夫的艺术理论），目的是了解他们情况，相应的交换些意见。在文总每周碰头会上，我曾听杨向朱和潘梓年同志（2月上中旬起阳翰笙同志调来文总，也参加）汇报接触情况。这种对待胡一伙第三种人的态度，想来是秉承了“文委”意旨后采取的。
歌特的文章，从文风上看，我除了同意不是瞿秋白同志所写以外，也不认为是出自朱镜我同志手笔。由于歌特文章中有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经过删改，又在文总内部刊物《世界文化》上转载，和潘梓年同志自1932年起改任文总宣传部长，主持机关刊物《中国与世界》笔政，所以猜想也可能是潘写的。
此外，关于祝伯英（即伯虎）自1931年底或1932年初起即被撤销文委（同时也是文总党团）书记职务，经过情况略见拙文《纪念“左联”缅怀战友》（载《左联回忆录》）。这事我是清楚的，因为不只开会作出书面决定，而且还有文件通报各联。同时冯雪峰致陈则光的信叙明这事，也可参证。
（1983年3月20日来信摘录）
祝伯英：
署名“歌特”的文章，经过再三回忆，我认定是张闻天写的。“歌特”文中的观点，记得张闻天问过我情况，同我商量过。
我是在王明上台以后在上海当文委书记的，当了一年，直到1932年底。那时，同张闻天经常接触。主要接头地点是永安公司底楼秋白开的房间里。我还说秋白真厉害，这儿人来人往，进进出出，谁也不会怀疑。在铁房子小菜场，即摩律斯新村我们也碰过头。
发表“歌特”文章的《斗争》，是一种油印刊物，16开大小，没有封面。
（1982年5月12日谈话）
张以谦：
我是耶林（叶林）的侄儿。
“歌特”是谁？从时间、地点、文风、观点、背景以及耶林当时的活动，我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耶林。
耶林1930年初至1933年初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有人说他1932年下半年是“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江苏省文委书记等，迄无确证。
1932年下半年叶林肯定是左翼文化运动党的领导人之一。此段工作甚为活跃，发展了一批文化人入党，丁玲、田汉等都是此时入党的。克服着左倾关门倾向。耶林召开、张闻天主持的文化工作会议，肯定在1932年七八月份在梅白克路（现在的凤阳路）召开的。这次会议后才出现“歌特”文章。
耶林当时把丁玲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团结争取（他给丁玲信的字里行间如此）。
耶林批评“左联”有行会气、大捧蒋光慈《莉莎的哀怨》（见菊华《对“左联”说的几句话》）。这一观点与“歌特”文批“左”倾空谈有一致性。
耶林对文艺大众化的观点，与“歌特”文有近似之处。
耶林原名张鹤眺。鹤眺与歌特两个名字双声叠韵。耶林古典文学基础造诣极深。古典文学深者，用双声叠韵起名字、搞化名是常见的通例。
（1982年5月28、30日和6月15日来信摘录）
健在的周湘浦同志（耶林当时的爱人、交通），看了“歌文”，认为是耶林手笔。关于文艺观点，周听耶林说过，这是人证。尤其是文风，她说“酷似”。我父亲（叶林的哥哥）的档案中曾提到，耶林当时是“文委”。他是否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无据。1932年下半年他常写文章，到去江西苏区前还一直在写。他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1932年11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的。他的文风较易考证。
耶林本身就是50年的公案，三佚文更是公案了！我作了大量查询、考证工作，只不过想澄清一点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就是真理么，我服从真理。
（1983年3月12日来信摘录）
周扬（谭小邢代复）：
不记得、也无法确定“歌特”是谁。曾以为是瞿秋白或其他人，但无法确定。
（1982年5月29日电话）
黄玠然：
你们给我看的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从分析问题的方式、说话的语气、尖锐性来看，同王明、博古不一样，看起来是张闻天的思想、路子、风格，你们可以从他的文章的一贯性再作研究。“歌特”，是Good的译音。这是当时的习惯用语。讨论文件认为合适，常会说Good。
（1982年6月25日谈话）
王天眷：
来件收到。1932年上海的《斗争》和《红旗周报》上的三篇文章的作者“歌特”是哪位同志，我不知道。可以写信问一问：（1）浙江省长李丰平同志；（2）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同志；（3）北京万寿路西街中央组织部招待所217号房黄霖同志。谨复。
（1982年9月6日来信）
夏衍：
现在谈一谈用“歌特”的笔名发表在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8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发现的，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署名歌特，发表于1932年11月3日出版的《斗争》第30号。经查对，同文经过删改又于翌年1月15日出版的“文总”内部刊物《世界文化》第二期上转载，但署名则改为“科德”。这篇文章看来是针对当时对“自由人”的批判而写的。这之后不久，“歌特”又在《斗争》第31号（1932年11月18日）上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首先提出了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作风。这两篇文章，应当说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重要标志。这两篇文章不论从内容和体裁，都可以肯定其作者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不能查明“歌特”是哪一位负责同志的笔名。更使人不解的是，经过查询，当时担任“文总”书记的阳翰笙，“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和“文委”成员的我，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些文章。而且，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除了1932年夏秋之间曾和我谈起过统一战线和反对“左”倾空谈的问题，同时“左联”和其他各联的工作作风在“一·二八”以后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据我回忆，秋白从来没有在“文委”提起过这两篇重要的文章。因此，当文献研究室给我看了“歌特”的文章之后，由于秋白曾和我谈起过统一战线的问题，加上他一再强调过创作的重要性，所以我曾认为“歌特”可能是秋白的笔名。可是后来，查阅了1931年底到1932年初秋白所写的文章，这个想法就动摇了。有人认为歌特是冯雪峰同志的笔名，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冯雪峰是读到过这两篇文章的。因为如前所说，“歌特”的文章删改后又用“科德”的笔名发表在《世界文化》上，而当时冯雪峰是《世界文化》的编委之一。后来，他在1936年8月（即“两个口号”的论争平息下来的时候）又曾用吕克玉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为《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其中说到：“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说过，我们对于作家应当爱护……我以为，如有些人对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好榜样。”在此，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把这两篇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那恐怕也只能由党史研究家来考证研究了。（因为1981年文献研究室发现了“歌特”的文章之后，为了弄清“歌特”是谁的问题，立即向当时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和“文委”方面有关系的同志，从杨尚昆同志起到周扬、阳翰笙和我，逐个进行了询问，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有人认为“歌特”可能是张闻天同志的笔名，因为当时他在临时中央担任过宣传部长。但是从1931年9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江西中央苏区为止，临时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张闻天主持，在这个时间之内，临时中央执行的依旧是极“左”路线，之后，如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闻天同志也写过反罗明的文章，以及作为王明“左”倾路线最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认为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张闻天同志当时还是博古的最重要的助手。因此，我们认为歌特即张闻天之说，也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无论如何，歌特的两篇文章无疑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这两篇文章是在“左联”批判“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时候发表的。它明确地指出了“使左翼文化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正式指出，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同盟者，对于他们要“忍耐解释、说服与争取”，要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严厉地批评了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论，和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的“煽动的工具”的说法。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党八股这个口号。文章强调了“宣传鼓动要利用图画、唱歌、戏剧等形式”，并指出了“党八股”（又名“十八套”）的危害性，要求立即改正“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公式。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歌特”是谁，也不在于“左联”本身的演变。事隔半个世纪，今天回过头去看“歌特”的文章，使我感触最深的，还在于它从反面说明，要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是多么不容易。这也就是“歌特”文章价值之所在。
此外，也还要注意到歌特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时间：一、1932年11月，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上海不仅反日空气高昂，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已经开始了反蒋运动；二、在1932年夏季以后，瞿秋白同志思想上也有了转变，如同年3月结束了反第三种人的论争，《北斗》开始发表了“左联”以外作家的文章，五六月间同意了阿英和我参加私营电影公司的工作，同年秋，“左联”开始有计划地向《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杂志上输送稿件，以及田汉、聂耳打入法商百代公司等，因此，我认为歌特的文章发表之前，秋白与“左联”已经有了初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