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22日谈话。随后，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专写《歌特的文章》一节予以评价，见该书第212—217页，该书由三联书店于1985年3月出版。）
胡乔木：
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及其考证已由力群同志转我看了。曾送陈云同志，但他说记不起来了。我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并认为这篇文章很有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并未发生影响），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作为史料发表。编者可加一按语，说明此文情况和价值，但亦要注意张闻天同志当时思想中既有“左”倾的一面，也有反“左”倾的一面；这篇文章批评反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和反对第三种人，从纯粹理论上说是值得注意的，但没有联系到当时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杨邨人）和第三种人文学（胡秋原、杜衡）的具体情况，不免是一重要缺陷，可以由此文批评左翼文学运动的关门主义，但不能由此否定左翼文学和鲁迅等对杨、胡、杜的批判。那不但会引起左翼的反感，还会被今天的右翼所利用。这一按语不好写，可写了试试看，或者就不写按语，也是一种办法。究以何者为妥，请与黎澍、丁伟志同志详酌。
（1983年2月22日来信）
李何林：
我看了“歌特”的文章和程中原的考证，觉得程中原说服力很强。“歌特”像是张闻天。
“歌特”不像瞿秋白。秋白同志的文章很有特色，文风同“歌特”不一样。再说，他那时的观点同“歌特”的文章也不一样。
“歌特”也不像冯雪峰。雪峰同志的文章受到日文句法的影响，能够看懂，但有点欧化。“歌特”的文章不是这样。
“歌特”还有无可能是别的同志呢？我想到刘少奇同志，请你们研究。刘少奇1936年9月25日写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以“莫文华”的笔名发表在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作家》月刊2卷1号上。这篇文章也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在这个总的观点上是同“歌特”一致的，虽然刘少奇谈的是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问题，“歌特”谈的是同“第三种人”论争中的问题。当然，“歌特”究竟是否刘少奇，还要从其他方面，包括文风等方面，来作细致的考证。至于“歌特”所说的“第三种人”，在当时并不是真正站在第三种立场的作家；左翼也没有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或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1983年3月7日谈话）
唐弢：
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我过去看过，后来以“科德”名义在《世界文化》上转载的那篇，60年代我写的《书话》中提到过。但我过去印象中以为科德是潘汉年同志，没有深究，也没有向冯雪峰同志请教，这是十分遗憾的。这次我看了你们的考证文章，又查看了潘汉年同志在《拓荒者》上发表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觉得他的观点虽然同歌特有些接近，但文风却不一样，因此潘汉年是可以排除了。我觉得，你们的考证是可信的。
（1983年4月4日电话记录）
§§§附录三 “歌特”考证的两点补充
张培森
关于“歌特”是否是张闻天同志的问题，我在翻阅20世纪30年代初的党内刊物时，也顺带作了一点考证。写在这里作为程中原同志考证的补充。
第一，如果拿“歌特”同时期的其他文章来做比较，我发现程中原同志所指出的属于张闻天个人惯用的词语，确实只见于“歌特”的文章，而在同时期他人的文章中则是不见或罕见的。
我将发表“歌特”文章的《斗争》，从创刊（1932年1月）至刊载“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为止（缺第4期），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在全部133篇（不包括张闻天的文章）中，确实没有或极少看到那些属于张闻天个人惯用的词语。例如“如若”、“一切这些”、“如像”三个词语，就完全没有出现。“却正相反”仅出现一处（见于署名英的《河南济源游击战争的教训》一文，文章后面附有作者和编者的来往短信，从中可以看出它是外地来稿），“虽是”仅出现过两处（分别见于署名陈文和炳生的各一篇文章）。这3例如果不是张闻天同志作为《斗争》编者修改稿件时所加，也是极其偶然和个别的情况。在署名陈文的全部9篇文章中“虽是”只出现一处，而“虽然”却出现了10处，这同张闻天使用这些词语的情况正好相反。至于“表示”与“表现”，特别是“与”与“和”，他人文章虽然经常混用，但是也不像张闻天那样只用“与”不用“和”，只用“表示”不用“表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像“歌特”文章那样集中出现张闻天所有上述个人习惯用语的文章，在全部133篇中找不到一篇。
此外，我还查阅了瞿秋白同志那一时期发表在《斗争》和《布尔塞维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出现两处“表示”之外，从“歌特”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属于张闻天的个人习惯用语竟完全没有出现。至于“与”与“和”，瞿秋白同志是混用的，但是“和”的使用频率大大地超过“与”。从这一点说来，歌特的文风与习惯用语与瞿秋白同志也大为不同。
以上查考很费功夫，因此具体数字可能有小的误差，但是我想它是能够说明基本情况的。是否如此，还要请更多的同志研究和指教。
第二，如果将张闻天在“歌特”文章前后发表的文章中同宣传鼓动有关的论述，同“歌特”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不少从观点到文字几乎完全相似之处。
在“歌特”文章之前，可以举出张闻天于1931年12月15日写的《十三日示威的经验》一文（刊于《红旗附刊》）。这篇文章一个突出的观点就是在宣传上反对脱离群众的空洞的口号。文章举例说，“在反日会执委会上，当我们提出空洞的‘反对白色恐怖’的口号时，非党同志中就有人表示动摇与不能接受。然而，当我们说‘反对逮捕北大学生’、‘反对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时，就大家一致赞成了。”文章指出，争取群众“不是靠一两个极高的空洞口号所能达到目的，而要靠群众在切身的经验中了解我们这些口号的正确”，而“歌特”文章也说：“要在斗争中逐渐提出为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所切身了解的口号”，“如若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么一套，那比较落后的大多数工人，就会退出斗争。”两相对比，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的。
至于“歌”文批评说，“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这种语言，同张闻天这篇文章所说“我们的同志，却只是以倒出我们所有的一切口号，就算尽了责任！”更是显得十分相像。
张闻天这篇文章不仅批评了这种“‘痛快一时’的盲动的错误”，并且提出，“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在错误中去学习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歌”文则提出要为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而斗争。因此可以说这也是同张闻天前面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再说在“歌特”文章之后，则可以举出发表在1933年9月30日苏区《斗争》上的《再谈学习领导群众艺术》一文。例如：
“歌”文说：“在宣传鼓动内容方面，我们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而此文则同样批评这种“千篇一律的宣传鼓动”。它说：“在宣传鼓动方面，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带有极浓厚的刻板性与一般性。”“我们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总是那一套我们说得烂熟的老话，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起，到扩大红军、经济动员止。”
“歌”文说：“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与群众的行动。”此文则说，“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我们就没有法子去说服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