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两文，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和张闻天的其他许多文章在观点、提法上的相仿、相承和思想认识的贯串、发展。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得出了“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结论。是否可信、可靠，还望批评、讨论，尤其跂望亲历或熟悉这段历史的革命前辈赐教。
1982年8月于北京
附白：
本文是同萧扬、张培森、施松寒等同志商讨后写成的，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
§§§附录一 “歌特”文章发现与考证经过
《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组
一、为收集张闻天同志文稿，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组（以下简称“选集组”）程中原同志1981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查阅30年代初党内刊物《斗争》与《红旗周报》时，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见附件一]。
二、1981年12月中旬取得“歌特”三篇文章复印件，并经初步研究之后，程中原同志即写一简要材料，提出一些根据，觉得“歌特”可能是张闻天同志的化名。人民出版社曾彦修同志（也是张闻天选集领导小组的成员）看了这个材料后写了一个初步的意见。一方面指出“歌特”文章的重要价值，要求深入研究；一方面指出应将“歌特”文章复印和打印若干份，向当时在临时中央和文委工作的同志请教“歌特”究竟是谁的化名。对当时初步推测“歌特”为张闻天笔名，认为证据不足，得重新研究[见附件二]。选集领导小组另一成员何方同志赞同曾彦修的意见。
三、1981年12月下旬，选集组将“歌特”文章的复印件和打印件一起分寄二十多位老同志请教，其中包括杨尚昆、周扬、夏衍、阳翰笙、楼适夷、李一氓、吴亮平、王学文、黄玠然等。
四、不少老同志通过书信、谈话、电话等不同方式，回答了选集组的查询。他们除对“歌特”文章的价值进行评价之外，对“歌特”是谁作了一些不同的推测：有的认为“歌特”可能是张闻天；有的认为可能是瞿秋白；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刘少奇、冯雪峰、凯丰、潘汉年、潘梓年、张眺（叶林、耶林）、章文晋、胡兰畦[详见附件三]。对于“歌特”究竟是谁，虽然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一广泛征询意见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答案把一切疑为可能的名单都提出来了，这就便于从多方面去进行考证，避免片面和根据不足。
五、在调查“歌特”是谁的同时，选集组工作同志联系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研究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的意义和当时产生的影响，应《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之约，程中原同志于1981年12月写了评价该文的文章《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史料》[附件四]。1982年5月评介文章随同“歌特”的原文一起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但此时对“歌特”究竟是谁尚未能得到明确答案，选集组程中原、张培森同志决心对此事作认真的考证。因为不管是谁，弄清这两文的作者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查阅档案、研读文稿、访问考察、对张闻天同志和当时临时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文委负责同志以及此外一切被认为有可能写出“歌特”文章的同志当年的工作、活动、思想、素养、文风，均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对照的研究。1982年8月，程中原同志写出了《“歌特”试考》[见附件五]。张培森同志又写了《两点补充》[见附件六]。经过较为周密的考证，认为“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两篇文稿于1983年1月下旬印发征求意见。曾彦修同志读了两篇考证文章认为可信，并建议纯粹采用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去掉任何猜测估计词句，速报乔木同志鉴定。
六、1983年1月20日《张闻天选集》编辑小组写信给力群同志并请转乔木同志，报告“歌特”文章内容和调查考证情况，“希望乔木同志能帮助鉴定一下‘歌特’是谁”[该信全文见附件七]。1983年2月22日，胡乔木同志给《张闻天选集》编辑小组复信，信中说：“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及其考证已由力群同志转我看了。曾送陈云同志，但他说记不起来了。我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并认为这篇文章很有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并未发生影响），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作为史料发表”[复信全文见附件八]。《中国社会科学》遂于1983年第4期刊载了“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程中原的考证文章（略做删改并更名《“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该刊英文版1984年第1期也刊载了上述文章。
七、1983年3月26日杨尚昆同志给刘英同志复信说：“‘歌特’，我同意程中原、张培森两同志的考证，是闻天同志的笔名。仔细阅读了歌特的两篇文章，使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同志在信中忆述了1932—1933年张闻天同志同他商量转变党的宣传工作和反对关门主义的情况。该信全文发表于《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2期[见附件九]。同期刊载了“歌特”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杨尚昆同志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曾彦修同志的评介文章《谈谈“歌特”宣传工作论文的历史意义》[见附件十]。
八、在调查、研究、考证的过程中，选集组对与“歌特”论文艺和宣传两篇文章有关的材料作了辑录，编成资料集一本（未出版，“目录”见附件十一），并由萧扬同志写了“前言”，论述歌特文章的历史价值[见附件十二、十三]。选集组还对调查中提及有可能化名“歌特”的人及张以谦同志肯定的他的叔父张眺（叶林、耶林），逐一作了分析——根据材料及情况排除其为“歌特”的可能性，于1983年8月2日写了《关于“歌特”化名调查结果的报告》，并以工作简报的形式分发有关同志[见附件十四]。报告最后指出：“根据以上所述，在‘歌德’化名调查过程中所有曾被认为有可能是‘歌特’的人，已经可以断定都不是‘歌特’。‘歌特’只能是张闻天同志。”
九、鉴于“歌特”这两篇文章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现代文学史和张闻天思想发展、革命业绩上的重要价值，又确证了“歌特”为张闻天同志的化名，故选集组将这两篇重要文献选入《张闻天选集》。
1985年3月
附件目录
一、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
1.《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2.《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3.《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
二、曾彦修同志的批复（1981年12月17日）
三、有关“歌特”的通信和谈话[以首次通信和谈话的时间先后为序]（吴亮平、杨尚昆、李一氓、阳翰笙、李华生、楼适夷、羊牧之、章文晋、季楚书、祝伯英、张以谦、周杨、黄玠然、王天眷、夏衍、胡乔木、李何林、唐弢）。
四、程中原：《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史料——读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五、程中原：《“歌特”试考》
六、张培森：《两点补充》
七、《张闻天文集》编辑小组致邓力群同志并请转胡乔木同志信（1983年1月20日）
八、胡乔木同志的来信（1983年2月22日）
九、杨尚昆同志给刘英同志的信（1983年3月26日）
十、曾彦修：《谈谈歌特宣传工作论文的历史意义》
十一、《30年代初歌特论文及其有关材料·目录》
十二、《30年代初歌特论文及其有关材料·前言》
十三、“歌特”文章发表前后有关文章选录
1.洛扬：《“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洛扬君致编者》（1932.5.29）
2.易嘉：《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1932.7）
3.丹仁：《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1932.11.26）
4.瞿秋白：《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5.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3.2）
十四、关于“歌特”化名调查结果的报告
§§§附录二 有关“歌特”考证的通信和谈话
吴亮平：
1932年在上海党内刊物《斗争》上写过文章的“歌特”是谁，我不清楚，没有听说过。
（1981年12月6日谈话）
杨尚昆：
我不知道“歌特”是谁。
几篇文章发表的日期，都是在1932年11月或12月。
我记得1932年11至12月间，是上海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瑞金去的时候，几位中央的同志，在当年底都先后离开上海，到1933年1月中全部都到了瑞金，洛甫同志比我先到，我是1933年1月底到的，这时洛甫已到瑞金了。
据此时间来看，洛甫同志写这几篇文章，似乎不太可能，我在上海最后见到他是1932年12月初。
但也有另一可能，即洛甫此时已离开实际工作（我到中央宣传部，但没有参加过《斗争》、《红旗》的编辑工作），趁此时机写几篇文章，也是可能的。这难于肯定。一时想不起来，当时在上海的同志还有哪些健在，等回忆起来再告诉你。
（1982年1月14日来信）
“歌特”，我同意程中原、张培森两位同志的考证，是闻天同志的笔名。仔细阅读了歌特的两篇文章，使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
1932年初，我在江苏省委工作，任宣传部长。当时闻天同志是代表中央指导江苏工作的，经常出席省委会议。同年秋季我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同闻天同志接触较多，歌特两篇文章中写到的问题，都先后交谈过。闻天同志离开上海前夕，曾几次同我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反对关门主义问题。1933年2月，我们在瑞金会面了，我被分配到宣传部，帮助闻天同志工作。我们商量要对宣传鼓动工作来一个改变，并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会议（在1933年5月召开了这个会议，是闻天同志主持的）。我那一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召开宣传会议写的）。文章写好后，曾经过闻天同志审阅，也可以说指导思想是他的，因为对党的宣传工作的缺点和必须改变，我们在上海时就交换过意见。
（1983年3月26日给刘英信摘录）
李一氓：
1932年8月我离沪去江西，11月、12月我均已不在上海了。歌特是谁，我无从说起。特复。
（1982年1月18日来信）
阳翰笙（秘书代复）：
阳翰笙同志不清楚歌特是谁。左联的一些同志，如他本人、田汉、朱镜我、许涤新、杜国库等，都受王明路线影响。不可能写这种文章。文章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写的。而中央对文艺比较了解的是瞿秋白同志和张闻天同志。但瞿秋白当时也是批评第三种人的，而且歌特文章的文风也不像是瞿秋白的。张闻天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如写出这种文章，说明有分歧，值得重视。
（1982年2月9日电话记录）
李华生（刘伟代复）：
来函收悉。关于查找歌特文章真正作者是谁的问题，经华生同志反复回忆，一时还肯定不下来，有三个可能，现提供参考：
一、可能是张闻天同志自己写的。理由是：那时闻天同志经常去团中央（华生同志当时在团中央工作）讲过文章中的观点，虽闻天同志1931年11月份从上海转移到江西，文章有早已写出以后才予发表的可能；
二、可能是凯丰同志写的。因张闻天同志离沪后，已由凯丰同志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兼团中央宣传部长。闻天同凯丰同志关系密切，凯丰同志接替闻天同志工作后与我们接触中，也讲过歌特文章中的观点；
三、可能是一些留学生或德国在中国的代表写的。华生同志印象那时团中央被破坏，从国外回来一些留学生如俞兴（后叛变革命成了叛徒）从日本回国，章文晋从德国回来，胡兰畦（女）等人都从国外回来，他们写过不少这类观点的文章。有些外国人根据我国情况和他们国家经验也写过类似文章。对歌特的文章华生同志还记得当时还让团组织专门读过，华生同志认为当时以歌特名义发表的文章一定是有身份或有影响的人物写的。
华生同志反复嘱示：他回忆的不一定准确，为进一步证实，可找章文晋同志再深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