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考据学上，常常依据词语的使用乃至字的写法来判断作品的真伪，确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这种方法研究张闻天的文章，我发现确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是很特别的，是惟他独有，而别人所无的。这些“个人惯用语”正好可以用来作为验证与判断的依据。例如，张闻天总爱把“贡献”写作“供献”，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小说《旅途》到60年代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书信，一直这样，极少例外。他如“背景”作“背境”、“侵略”作“侵掠”、“不正常”作“不经常”、“面前”作“前面”等，也是他在相当长时间里的“个人惯用语”。不过上举词语的使用频率大多不高，在“歌特”三文中除“前面”出现三次以外，其余都没有机会用到。于是我们在许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中探究，也发现了张闻天的一些“个人惯用语”，而这些词语在“歌特”文中恰恰一模一样地活着，从而成为“歌特即张闻天”的明证。兹分述如下。
1.不用“虽然”而用“虽是”
转折句通用的一对连词是“虽然……但是……”，在张闻天笔下却统统写作“虽是……然而……”或“虽是……但是……”让步连词不用“虽然”而作“虽是”，可说是他的惯用法。
我们就张闻天1932年所写的54篇文章（另有《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一文暂缺未计）作了统计，用“虽是……然而……”的22句，“虽是……”的11句，“虽是……但是”的13句。共计46句通常该用“虽然”的地方，他都写作“虽是”。“虽然”仅见两处，分别在《论“总同盟罢工”的口号》和《论中俄复交的实现》两文中，均作“虽然……然而……”，不作“虽然……但是……”。即使不是刻误，这种例外也仅占百分之四。可以认为，“虽是”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达到了在百分之九十六的情况下排斥通用词“虽然”的程度。在1932年以后的文章中，“虽是”仍然占着绝对的优势。据熟悉张闻天的同志说，“虽是”是张闻天的口语，他平时讲话一直用“虽是”而不用“虽然”。证之“歌特”三文，计用“虽是”6次，其中“虽是……然而……”5次，“虽是……但是……”1次，没有出现“虽然”，完全同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相合。
此外，在转折连词的使用上，张闻天常用“然而”而少用“但是”。在54篇文章中，“然而”出现154次，“但是”和“但”出现79次，“然而”与“但是”出现频率之比为2比1。“歌特”三文中“然而”出现25次，“但是”和“但”出现9次，比例约3比1。跟张闻天文中“然而”与“但是”之比相仿。“然而”比“但是”文言气重，张文多用“然而”，故显得委婉一些。
2.不用“如果”而用“如若”
张闻天1932年的54篇文章中有18篇出现33句假设句，其中16篇31句都用“如若”，1篇1句作“假设”，“如果”仅见1例，在《论目前的形势》一文中。“歌特”三文仅《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有4例假设句，其中3例用“如若”，1例用“假使”，没有用“如果”的。
3.不说“直到现在”而说“一直到现在”
上述54篇文章有11篇14处出现此语，12例作“一直到现在”，2例作“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例作“直到现在”的。“歌特”三文中则每篇都有一个“一直到现在”。
4.不用“和”而用“与”
“和”、“与”是使用最频繁的虚词，常常混用，但在张闻天当时文中却严格地只用“与”而不用“和”。上述54篇文章用“和”的句子仅见3例：2例“和”作介词，分别见《斗争·卷头话》和《郭泰祺被殴与反帝局面的展开》；1例见《美国的通牒与国际形势》。
“歌特”三文，无论用作连词或介词，均作“与”，共有65例，没有一个例外。
5.不说“表现”而说“表示”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有句：“对于自己决定的执行，却表示出非常迟缓与不充分，甚至消极怠工。”句中“表示出”的说法是比较少见的，而在张闻天的文章中凡是通常说“表现……”的地方却均作“表示……”。这种用法，在上述54篇文章中见于15篇文章计有26例，“表现”仅见一例。
除了上举五个词语以外，还有“却正相反”（不说“恰恰相反”、“正好相反”）、“一切这些”（不说“所有这些”）、“如像”（不说“例如”）等，也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而均存在于“歌特”文中。凡此种种，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相当明白地证明“歌特”文章是张闻天的手笔。因为这不是一个孤证，而是建筑在大量统计材料的基础上的。个别可以偶合，但很难说会有一个人在个人的一系列惯用语上，都恰恰同张闻天完全偶合。
四、“歌特”文中的观点和提法可以在张闻天著作中得到印证
我们知道，张闻天当时曾经犯“左”倾错误。人们会问：犯有“左”倾错误而又反对关门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所反对的关门主义，是对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关门主义。它要求团结的，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它要求建立的，是包括“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在内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当时，张闻天还没有认识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反日爱国的倾向日益增长，甚至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也可以成为、有的则已经成为抗日同盟者；对于这一部分政治力量，我们同样不应采取关门主义。在这一点上，张闻天还未能突破当时的“左”倾路线。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必须包括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之内，张闻天却已经十分明确。对于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他也早已著文反对了。例如，在1931年12月5日的《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就指出，我们党没有积极领导群众的反日民族革命斗争，致使“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得不到我党领导。他率直地批评说，这是“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1932年1月19日的《苏维埃政权与民众政权》一文中，他又提出了争取“更广大千万万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问题。后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他又在1932年12月16日的《论中俄复交的实现》中谈到“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可见，《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中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思想，反对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实行关门主义的思想，正是张闻天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
至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把“‘左’的关门主义”当作使左翼文艺运动停留在狭窄范围的“最大的障碍物”，这种批“左”的提法，在张闻天1932年2月22日《检查工作与具体领导》一文中也曾出现过。这篇文章中说：“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的关门主义，往往是党的指示的执行的最大障碍物。”请看，连语言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不仅如此，《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阐述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思想，文中表现出来的对文化人的了解、关心和爱护，也贯穿在张闻天一生的活动与著作中。1933年9月张闻天在苏区《斗争》上发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认为苏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着“左”的倾向，指出害怕知识分子“闹反革命”，在党内“吃知识分子”，“这种‘左’的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为了吸收知识分子，“我们还可给他们以优待”；特别努力的，“还可以给他们以特别的奖励”；即使是犯过错误或参加过反革命活动的，“也应该利用他们的所长”。1940年10月，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写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对于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各个方面较有系统地提出了切合文化人的特点的带有指导性的具体意见。其中不少意见是《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观点的发展。如关于党对文化人的领导与写作自由问题，这个指示写道：“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关于如何从文化人的特点出发正确对待文化人的问题，也有许多同《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相似但又更为中肯的意见。如说“须知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戏曲公演、公开讲演、举办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于讥笑怒骂的态度。”还说，“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读了张闻天写的这个指示，再回过头去读《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特别是关于创作自由，关于文艺作品的价值，关于文艺批评，关于爱护文学家，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对待他们等论述，就更会觉得“歌特”应是张闻天了。
在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方面，张闻天后来的观点同“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也是完全相通的。1937年11月14日，陕甘特区“文协”成立，张闻天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了左联的关门主义错误。当时《新中华报》报道说，“他正确的估计到文化运动的功绩，同时，又正确指出‘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的错误，如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和把文化团体当成‘第二党’等等。”可惜报道非常简短，报告的原稿或记录迄今没有找到。所幸1938年2月舒湮在向张闻天采访时曾就此请教。张闻天的追述被他记录在《战斗中的陕北》（上海每日译报图书部1939年3月版）一书的《洛甫的会见》一章中。承舒湮帮助，给我们寄来了这一段文字：
我听说洛甫先生在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曾发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而且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便叩询他关于过去左翼文化运动的问题。
“过去‘左联’和‘社联’的为革命斗争的方向和培养文化工作干部，无疑的都是有功于革命的。但是，对于‘同路人’的关系上，还不能吸收更广大的同情者——我们的朋友——参加革命的阵营。‘左的关门主义’相当厉害，所以文化战线未能如我们的理想地扩大与坚强。气量不够，门户之见，个人风头主义……这些是免不了的，今后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因为团结工作做得不大好，无产阶级文学事实上并未做到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过去的错误是将普罗文学的范围弄得太小，文学家的行动、理论均被束缚于一个狭窄的圈子里。好像只有写罢工、反对资本家才算普罗文学。其实不一定皆如此。在普罗与布尔的文学中间，还有若干的距离，我们不能太机械的分划起来。譬如，有些人反对共产，但他们还是需要革命的；这种人对于革命仍是有利的，我们不能率然指其为反动，而应加以争取。”
差不多就在舒湮访问张闻天的同时，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于1938年2月22日在延安也访问了张闻天。3月26日该报发表的访问记中，有张闻天谈文学问题的一段话，内容跟舒湮所记述的几乎完全相同且有更多的发挥。这两篇材料中所记的见解，正是“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阐述。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的观点从张闻天早年的文艺思想与经历中也可以看到渊源。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他在五四时期就是既主张文艺的功利性，又强调文艺发挥作用的特殊途径——传感性。他曾经翻译介绍与评论过许多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作家，肯定他们作品的价值。而张闻天自己就是由小资产阶级文学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另外，张闻天能够首先在文艺问题上批判“左”的错误，可能跟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也有不小的关系。被联共（布）中央解散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简称），就犯有“机械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左”的错误。这当然会启发张闻天从中借鉴来检讨中国的左翼文艺活动。
总之，九一八以后策略思想的某些变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长期关心与闲居下来的集中研究，原有的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比较正确的文艺观点，加上苏联解散“拉普”的经验，使得一个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能够在文艺问题上批评“左”的错误。“歌特”之为张闻天，这个矛盾的现象，通过具体分析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