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歌特”文章的内容来看
一、从“歌特”文章的内容来看，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党中央负责同志，而在当时上海临时中央中，张闻天最具备写出这些文章的各项条件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重新刊发历文献“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以后，不少同志关心：“歌特究竟是谁？”笔者和同事们自发现“歌特”的文章以来，也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我们考证的结论是：“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现将理由写在下面，恳请前辈和识者指教。
在我党历史报刊上，署名为“歌特”的文章我们仅见到三篇。它们最初都发表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争》（油印）上，时间是1932年11月上、中旬。
这三篇文章所论问题都很重要。第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1932年10月31日写，载11月3日《斗争》第30期。后经删改，又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文总机关刊物《文化月报》第2期（为迷惑敌人，该期刊名用《世界文化》）上发表，署名“科德”。文章针对当时左联在“文艺自由”论辩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问题，明确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否认“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宣扬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的“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等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是我们的同盟者，对于他们要“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第二篇题为《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1932年11月15日写，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现在看到的翻刻本上没有署名。此文又载于1932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铅印）第53期，署名“歌特”。这是一篇论述第四次反“围剿”的文章。它评述了从第四次“围剿”开始以来将近半年鄂豫皖、湘鄂西、江西中央、湘鄂赣、湘赣边等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况，强调“这六个月的战争”给反动统治带来的困难，同时又指出，“战争还在相持的局面之下，决定四次‘围剿’的胜负的大战争尚在我们前面”。文章最后提出了为粉碎第四次“围剿”我党应该完成的战斗任务。
第三篇题为《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标明写作日期，也载于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编排在《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之后。这篇文章是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次考察，同时提出了转变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文章首先论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指出要打破“限制于死的文字的”“这一传统的藩篱”，要利用图画、唱歌、戏剧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其次论宣传内容，在这里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党八股”（又名“十八套”）的表现和危害，指出要改变“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那么一套，认为“需要的是带有时间性的、具体的、适合于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而不是党八股”。文章最后具体论述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要求改变宣传鼓动工作同组织工作分离的状况，从党的工作的全局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从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可以看出，作者很可能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同时还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较高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第二，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第三，了解全国各苏区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
究竟谁具备上述条件是“歌特”的原身呢？
我们曾想到过杨尚昆。因为他在“一·二八”事变后接任宣传部长，在1933年2月中央苏区的《斗争》第2期上又有署名“尚昆”的文章《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从命题到观点均与歌特《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相仿，文中也批评了“党八股”。故歌特似有可能是杨尚昆的化名。但经了解，杨尚昆并未参加过《斗争》、《红旗》的编辑工作，本人也否定了这种推测。
有的同志提出，瞿秋白熟悉文艺，较早主张对中间派采取合作的态度，说过“要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似有可能。但我们将“歌特”的文章与此时秋白的文章比较，观点和语言风格都不大一样。
那么在上海临时中央领导核心中谁有可能是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呢？
我们知道，上海临时中央成立时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到1932年冬剩下四人，即博古、洛甫、陈云、康生。从王明赴苏联以后，博古从1931年9月起是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中央的决议大多出自博古之手，但文章却写得不多。博古主管的工作与歌特这三篇文章大多没有直接关系，半个月内写这么多文章，在博古当时来说似不大可能。此外，根据陈云当时的工作情况来看，写这三篇文章的可能也不大。康生注意力不在这些方面，也难写出这些文章。从当时情况来看，洛甫（即张闻天）最具备写上述三篇文章的各项条件。
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是在1931年2月中旬。这时，六届四中全会确实已经开过（直至最近还有些文章和回忆录说张闻天参加了四中全会，其实这是不确的），新的中央已正常工作，派到各苏区去的同志准备束装就道。由于沈泽民将去鄂豫皖苏区，张闻天接替他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主编《红旗周报》。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后来王明赴苏，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9月临时中央乃于上海成立。这时，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为了减少中央同志与下面的牵连，大约在“一·二八”前后，中央决定张闻天不再兼任宣传部长，由杨尚昆接替此职。但常委分工，整个宣传工作还是张闻天主管，党中央机关报也还是由他主编。《红旗周报》“因为种种印刷上的困难，始终不能按期出版，以至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或带有时间性的论文，不能很快的及时的和读者相见。为补救这一缺点……曾有红旗附刊的发行”。作为《红旗附刊》的替身，从1932年1月21日起，另外出版了一种油印机关报《斗争》。从此编《斗争》成为张闻天在中央常委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成了他的日常事务。
张闻天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以文学家现身，发表过不少创作、翻译和评论。他从文学革命进到政治革命，对文学上的各种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心理有切身体验，对他们的特点与作用也充分了解。30年代初期在上海虽不可能同文学家们广泛接触，但通过同当时文委、左联、社联的负责人祝廷章（伯英）、潘汉年、王学文、冯雪峰等人的联系，通过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触，对左翼文艺运动和上海文坛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
综上所述，张闻天对革命斗争的全局是熟悉的，对宣传工作的现状是清楚的，对文艺界的情况是了解的。他当时是临时中央常委之一，在《斗争》上发表文章以指导斗争是他分内的主要任务，故尔具备了前面所说以“歌特”为化名写出这三篇文章来的所有条件。
二、从三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
二、从三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恰好填补了张闻天著作的空缺，而且这时也正是他得以论述文艺问题的时机
张闻天在上海期间写作是非常勤奋的。从1931年2月到1932年1月创办《斗争》之前，他在《红旗周报》等报刊上共发表了51篇署名文章。自《斗争》刊印以来，张闻天更是月月都在上面发表文章。然而当我们把《斗争》上张闻天的文章顺次编排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一个现象，即其间11月份没有文章。请看8月以来的目录：
8月5日，21期国民党“胜利”的消息与我们胜利的事实（平江）
12日，22期火力向着一切反革命派别（洛甫）
12日，22期汪精卫下野和反革命统治的不能统治（平江）
19日，23期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的代表会议与巴黎反战争的代表会议（平江）
9月8日，25期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来回答日帝国主义的全线进攻（洛甫）
8日，25期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面（平江）
8日，25期关于区委对于支部的领导（洛甫）
10月2日，27期怎样把支部的积极性提到更高的阶段（洛甫）
10日，28期关于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洛甫）
11月
12月16日，33期论中俄复交的实现（平江）
而歌特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则刚好在这份目录上没有文章的11月。如果“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那就解决了前面所说11月份独缺文章的问题，同张闻天主编《斗争》的身份，勤奋写作的特点也就完全吻合起来。
问题是，张闻天11月份既然仍旧在《斗争》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要一反常规弃“洛甫”、“平江”等笔名不用，另取一个“歌特”的化名？而且纵观他在1931到1932两年间所写的101篇文章，没有一篇论述文艺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出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呢？
张闻天自己的话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曾经写道，1932年10月，团中央机关发生问题，他即离开了原来的住处和中央的工作，在中央一个机关内（摩律斯新村）闲住了一个月。根据各方面材料，张闻天这里所说的离开中央工作的时间应在10月25日之后，他的匿居地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位于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西南侧。由于离开了中央繁忙的日常工作，这就给张闻天带来了一个旧好复萌的机会。他得有闲暇翻阅文艺杂志，具体接触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一接触，他立即敏锐地发现了问题，随即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样的文章。此中消息，该文第5段也有所透露：“试翻阅最近一些文艺杂志上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的大众化等问题的讨论，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至于宣传鼓动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则正是团中央机关出事前不久中央讨论过的问题。张闻天据此写成《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他为什么要将笔名重新换过呢？
从张闻天著译目录可以看出，他在上海时期的文章，除短评多用“平江”而外，大多用“思美”、“洛甫”署名。在10月下旬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党内共知的笔名当然不宜再用。更换笔名完全是出于继续用文字战斗的需要。
三、从文风和用语来看，“歌特”的文章应是张闻天的手笔
一个作者，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会形成一种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打着时代的烙印，也体现着作者的个性。张闻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是颇有声名的文学家。他曾经去日本自修，赴美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在苏联攻读马列主义理论，长达5年，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文字修养。在上海主编的《红旗周报》和《斗争》是指导当时斗争的时事、政策性刊物，文章多为回答现实问题、指导实际斗争而作。他的文章的特点是：在章法上，喜欢从各个侧面或几个层次作细致分析，爱用首先、其次，条分缕析，不厌其详；在句法上，多用因果、条件、假设、递进、转折等复句，多重组合，揭示内在联系，以求周密论证，这是一。
其二，张闻天个性温和沉静，平易近人，表现在文风上，虽然他也习用当时的一些套话，但总的说来，他的文章仍然比较平和稳健。
其三，张闻天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时间相当长，五四时期曾翻译过不少外国作品，他的语言不免受到外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句法上，如：好用“把”、“对于”等提宾，动词后置，有些用得不大符合汉语习惯；爱用长表语，频频使用“是……的”式，还常用来表示动词谓语句的内容；定语用得多，几乎每个修饰语后都加“的”，不少定语相当长；灵活运用插入语，有时用括号插入，不用破折号等。读张闻天这一时期的文章，感到圆熟流畅而又有点异样，大概跟上述句法特点有关。
无论是从大量阅读张闻天文章以后得到的直觉来看，还是从张闻天文风的特点来看，“歌特”的这些文章确实很像是张闻天所写。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却又冒失了。因为“可能”并非“必然”，“像”乃至“很像”毕竟还不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