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断的经过及其必然性
一九七五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刘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发展或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七、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1975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在中国，对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人帮”攻击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党员拥护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一九七五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五年整顿所开始而中辍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对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第二，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一九七五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总之，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六十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一九七五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一九七五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作为一九七五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安排，邓小平用以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他指导或影响下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从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在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