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里辑录的是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谈话，共24次。其中15次是邓小平与胡乔木单独谈话。这24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亲自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它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
1975年6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7月上旬开始工作。这时，正是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进入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刻，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经过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起，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失时机地对军队的整顿和工业、交通的整顿作了部署，并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和钢铁的整顿。在很短的时间里，铁路运输面貌为之改观，钢铁工业扭转了欠产的局面，并带动了煤炭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继1974年挫败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之后，在1975年春天新的一轮较量中，在毛泽东支持下，又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来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这就为邓小平全面开展整顿，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供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机遇。
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要进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化、思想、理论阵地，在那里展开短兵相接的争夺战。整顿本身，也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的支持。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有鉴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基本理论队伍的组建。
早在1975年1月上旬，他就同“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刚刚获得解放的胡乔木商谈此事。到6月，适应着形势的迫切需要，很快就确定利用加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时机，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位负责人领导。这个机构一成立，就立即开展工作，投入战斗。
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起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除从事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经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上送的这些材料和信件中，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不提“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对《创业》编剧张天民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迫使“四人帮”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电影《创业》、《海霞》得以发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李春光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得到肯定，“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
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起先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在这两个文件中，按照邓小平的指导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等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比较全面地提出了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整顿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三、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以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为指导，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破坏活动。此外，还起草了评《水浒》的文章，试图在总结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中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中投降主义和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题。
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
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因而为江青一伙所深恶痛绝。他们把政研室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打击的目标，围剿的重点。江青公开诬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上诬指“国务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他们通过报刊反复攻击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集中力量打击尚未定稿的《论总纲》和讨论修改中的《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把它们打成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反复批判，极力低毁，而且还编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于1976年8月向全国广泛发行，印数高达几千万册。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思想上杀灭对手，然而历史却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并没有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献，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在“反击”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历史编排的这种喜剧，真令一切翻看这段历史的人哑然失笑。
正是在这段历史的逆流中，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追叙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史实，从而笔者有可能在今天辑录、评述这些颇为珍贵的史料。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在1976年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气势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处在斗争焦点的人物，面对的还是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他们都不得不交代、揭发、批判，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后在1977年7月1日全室一致通过的、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总结中所说，“‘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张、江、姚斗争的事情”；他们的交代、揭发都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注意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七位负责同志在揭批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过头话，在当时这是难以避免的；个别同志的批判“上纲”较为明显地出了格，那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终究只是不掩大德的一眚。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曾托人带信向邓小平同志表示歉意。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说道：不必写信了。他（1976年）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又说：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4号文件都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邓小平还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这个人还是要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从当时的所谓交代、揭发材料中辑录出来的这二十四次谈话，又经过同胡乔木日记和胡乔木亲自整理的一份逐日记事的“手记”核对，应该说内容是可靠的。证之现存的与这些谈话相关的文献、资料、史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谈话的内容是可信的。这些谈话，以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策略，对于编写胡乔木的年谱、传记，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是极有意义的。鉴于这些谈话至今还鲜为人知，故特把它辑录整理出来，以存史实。在每次谈话后面，辑录者都注明了出处，并依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诠释性的文字，对谈话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谈话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略加说明或评述，供读者参考。二十四次谈话关涉许多文献、资料，附录主要篇目于后，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
历史事件无比丰富、复杂，这份专题资料难免有遗漏、讹错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1994年春初稿·北京
2003年夏二稿·北戴河
2004年夏改定·北京
第一次 1975年1月6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胡乔木已在1974年国庆节出席了国宴。
邓小平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
邓小平还说，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同苏修进行论战，并回答国际上左派党和组织认识不清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从“九评”以后，多年来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
胡乔木表示：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我做不合适，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
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
邓小平又交代乔木：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说明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在1974年底至197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包括上述提议在内的毛泽东在12月下旬同他和王洪文四次谈话以及12月26日同他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的要点。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1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就是在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形势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