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七五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一九七五年整顿有其特有的辉煌。本文拟对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显著成效、成败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作一简要的论述。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告诉外国朋友，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他认为用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直到1968年9月，才勉强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进入“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有所醒悟，开始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一九七五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毛泽东的醒悟与矛盾
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起的剧烈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毛泽东继林彪事件后又一次猛然醒悟。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做出了同整个民族、整个阶级，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一致的决策。
其一，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泽东在武汉对今后全党全军工作的总方针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八月指示”，表明了迅速结束“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它的直接结果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日程。
其二，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后做出了这一重要指示。周恩来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两步设想”壮美蓝图，成为动员全国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
其三，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中国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毛泽东对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做出了安排。毛泽东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重要职务，执掌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这是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组织保证。
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的醒悟并不彻底，他还存在着相当深刻的矛盾。首先，他虽然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希望迅速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容许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错误，同意甚至亲自下令在某些方面进行整顿，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他对“四人帮”虽然有很严肃的批评，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还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深刻矛盾，增加了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出手的整顿措施，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是容忍，关系到整顿的成败。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态势，直接关系到整顿的进展。诚然，在1975年，风云际会，邓小平站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和作用，但应该看到，不论是整顿的胜利发展、巨大成功，还是它遭受挫折以致骤然中断，都是各种力量矛盾斗争、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毛泽东是当时中国政治天平上最有分量的一个砝码。
三、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
毛泽东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做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1975年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以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一九七五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的气势。
针对“四人帮”在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的极左观点和阴谋活动，邓小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邓小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一九七五年整顿中，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还敏锐地觉察“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书面检查。而邓小平，则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
为落实安定团结的指示，邓小平得心应手地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法律措施这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方面，强调把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同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宣传动员要很深入，要做到家喻户晓；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政策，确定的期限，强硬的措施。邓小平从当时实际出发，为治乱安邦，横下一条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进行整顿，只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渐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四、一九七五年整顿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进行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与此同时，着手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王洪文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连对“周扬一案”（7月2日）和电影《创业》（7月25日）作出批示，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7月14日），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7月初）。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从7月起，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