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的记载，最有影响的是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的《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中的记载：“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据阎愈新考证，《新华日报》（太行版）这一则大事记是从1945年12月1日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编写的《从红军到解放军英勇斗争18年大事记》（载于1945年12月山东军区滨政《民兵报》）引录的。
综上所述，鲁迅、茅盾“东征贺信”的全文登载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有关此信的情况、内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在党和红军领导人5月20日的电报中，在公开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上的杨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报上，都有记载。因此，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客观存在的史实，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的存在，应该肯定下来。
“东征贺信”有些问题需要回答，有些问题需要继续考证
强调经考实的史实应该肯定下来，并不是说，问题在总体上解决之后，一些具体问题可以不去管它。就“东征贺信”来说，有些问题需要而且可以回答，有些问题现在还说不太清楚，需要继续考证。除上面已经说明了的两个××确是鲁迅、茅盾以外，主要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回答或有待考证。
一个问题是：《斗争》的封面上标明是“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鲁迅、茅盾的来信既然是给中共中央的，为什么不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而发表在“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上呢？
据我所知，“西北中央局”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用的另一个名义。1935年11月3日，张闻天在甘泉县下寺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什么场合用“中共中央”，什么场合用“中共西北中央局”，没有十分严格的界线。大致说来，在一段时间里，公开的宣言、公告等多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内的决定、指示等多用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如：1935年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1935年11月21日《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1935年11月26日《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等等。由此可见，《斗争》标明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党中央在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进行的斗争中，1936年1月提出要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可以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一直没有接受，直到1936年6月6日才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第二“中央”。党中央1936年7月27日批准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称本应为“西南局”，据成仿吾回忆因电文错译而误为“西北局”。这个“西北局”当然就不是党中央了。
再一个问题是：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怎样形成的？
从文风来看，这信不像鲁迅、茅盾亲笔所写，可能由别人代笔。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待研究。茅盾说过，鲁迅同他商量过发“贺电”的事，他也同意；至于怎样写的，文字如何，他都不知道，写成的东西也没有看过。这就排除了茅盾亲自写、或参与讨论怎样写、或口授由别人代笔的可能性。
但不管这信是怎样形成的，都不影响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的存在，因为即使由别人代笔，也不能改变这信的发出者是鲁迅、茅盾，不能否定信是鲁迅、茅盾写给中共中央的。
还有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怎样送到陕北的？鲁迅、茅盾信末注明的写信日期是3月29日，发表此信的《斗争》的出版日期是4月17日（童小鹏日记写明4月26日就读到这一期《斗争》了，可见17日出版没有什么虚头），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在半个月内把信从上海传递到瓦窑堡的呢？
尔纲同志认为，上海到陕北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是派冯雪峰去建立的（意思是冯到上海之前还没有），并说：即便当时存在上海陕北间的“秘密渠道”，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封锁区，即便乘“专车”，10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
就一般的设想而言，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历史是已经铸就的事实，凭空的设想往往被客观事实所否定。事实上，在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先是口头的）之后，“交通”虽然困难，但10天（以至更短些）从上海到陕北并不是不可能的。1936年上海到陕北还不是“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封锁区”（此说显然笔下有误），从上海到西安火车还是通的，从西安到肤施交通线都在东北军控制之下，如果得到东北军方面的帮助，天晴从西安坐汽车三四天可到肤施，从肤施到瓦窑堡就不远了。上文所说冯雪峰同张子华一起从瓦窑堡到上海的行程，大约从4月15日动身，4月24日或25日到达，就是用了10天左右时间。在这之前，董健吾和张子华从上海赴陕北送信，1月受命后到西安，在那里滞留40天，不得其道而入，后来得到张学良的帮助，很快就于2月27日到了瓦窑堡。张子华4月24日或25日回到上海以后，5月即有第二次陕北之行，任务是：把国民党方面对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3月5日提出的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的答复——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送给党中央。完成任务后张子华即回上海。张子华从陕北启程时间约在5月15日。他行经洛川前往西安时，东北军方面有电报向周恩来报：“张君16日晚到洛川，17日转省矣。”也就是说，张子华5月上中旬在上海和陕北之间打了一个来回。
当时从白区进入陕北苏区，还有从天津北方局前往的通道。东征后中共中央于3月20日至27日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前来汇报工作的北方局的联络处长王世英，送国际七大文件来的刘长胜，就是经过这条通道到晋西的。王世英、刘长胜，还有张子华，在晋西会议结束后即于3月28日随张闻天、周恩来一起离开石楼回瓦窑堡。他们当然不可能带3月29日的上海来信。
还有一些特殊的往来。如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联名写给冯雪峰的长信（已在《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发表），是交刘鼎带到上海去的。刘鼎7月5日至6日在安塞参加了研究东北军工作的中央会议后即刻要走，到上海去见张学良（时张学良准备参加定于7月10日起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这封信走得就超乎想象的快了。
举出的这些例子说明，鲁迅、茅盾3月29日的信在4月17日《斗争》上登出来，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是可以做到的。研究者的任务是要寻根究底，探幽索微，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万不能因为解释不了而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
至于“东征贺信”究竟是谁、又是怎样送到陕北的，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在这里，我提出一种推测：这信可能是由董健吾通过刘鼎送给党中央的。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同张子华一起到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方面欲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信件，在3月5日得到中共中央的答复后，3月6日即一个人先返上海复命。不久，他就把共产党员刘鼎介绍到张学良那里，他本人又不止一次到西安。有材料说，斯诺和马海德要进陕北苏区，第一次就是由他在3月份带到西安，请刘鼎设法带进陕北去（一说是在上海就把斯诺和马海德托付给了刘鼎）。这次没有成功。原因是：张学良见刘鼎后即驾机同刘鼎一起到洛川长谈，接着刘鼎又随张学良到肤施参加4月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会谈后又随周恩来回瓦窑堡，斯诺和马海德久等不见刘鼎，只得返回。鲁迅、茅盾3月29日的信（以及上海抗日团体的信），通过董健吾——刘鼎（或东北军方面的关系）这条线路带给党中央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如果走这条线路，有10天时间也就足够了。
但不管通过谁、用什么方式，事实是：3月29日的这封信在4月17日的《斗争》上登了出来。信的传递方式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终究只是问题的枝节，它可以进一步把事实说得更加清楚，却不会影响事实本身的存在。
“长征贺电”至今未见文字材料，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在发现上述红军过黄河东征后鲁迅、茅盾来信祝贺的文献之前，人们都按照冯雪峰1951年的回忆，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不是东征过黄河后），鲁迅和茅盾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转转折折送去过一个庆祝胜利的电报（这个“电报”被人们称为“长征贺电”）。冯雪峰没有提供电文。“长征贺电”的文字是1956年樊宇的文章发表后被认定的。樊宇从他的旧日记中抄出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所载大事记《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上的一段记载：“1936.2.20，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其实，这份报纸上所记的就是鲁迅得知红军东渡黄河后写信庆贺，而不是得知长征胜利后发电报祝贺。《鲁迅书信集》作为“卷首语”收录，注文一方面说是据《新华日报》（太行版）“所引抄存”，另方面，又不顾“所引抄存”的材料上说得明明白白的事实，硬是把“鲁迅先生曾写信”说成是“发的贺电”，把“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以后，说成是“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这种做法之不尊重事实是一目了然的。
在发现了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上“摘鲁迅来信”那段话以后，在发现了杨尚昆1936年7月文章引用来信的话以后，在发现了1936年5月20日中共领导人的电报以后，冯雪峰所说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和茅盾发电报祝贺的说法，就发生了动摇。怀疑冯雪峰所说的“长征贺电”实际上应该是“东征贺信”，是十分自然的。理由并不复杂：
一、冯雪峰说收到“贺电”的时间是4月上旬，是在他离开瓦窑堡前几天，党中央是收到“贺电”之后才派他去上海的；
二、至今没有看到“贺电”的电文。长期以来被当作“贺电”电文的那句话，是抄引的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上的作为“东征贺信”的文字；现在又发现，在抗日救国会的来信中有类似的一句话。拿新发现的文献来验证，几十年来一直说的鲁迅“贺电”中有“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样一句话，也就显得没有根据了；
三、在没有看到“长征贺电”电文的几十年间，却陆续发现了1936年4月上旬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的文字材料，现在已经有信的文本，有明确提到这信的电报，有涉及此事的会议记录，还有文章的引用和报纸的记载。这就说明，在4月上旬党中央收到了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并由此立即作出了派冯雪峰前往上海的决定。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长征贺电”是否存在值得怀疑。在我看来，它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长征贺电”之说的主要依据是冯雪峰1951年的回忆，而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一件确凿真实的文字材料作证。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是非常重要的，应该重视，但不能不看到回忆不仅受记忆力的限制，而且受环境和各种条件的影响。例如：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谁第一个接着发言，直到1985年杨尚昆发表文章才说明了真相。所以，对历史事实作出判断，在重视回忆的同时，主要还要依靠文献史料。在没有发现“长征贺电”的文字材料之前，我以为，对“长征贺电”之说只能存疑。在感情上我也愿意信其有，但6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材料证明其有，因此，冯雪峰的这个回忆只是一种说法，而不能作为确实存在的史实。有兴趣的同志尽可以去探寻“长征贺电”。一旦发现了鲁迅或鲁迅、茅盾除“东征贺信”以外，确实还有一个“长征贺电”的可靠的文献史料，人们自然会得认定它。我以为，这样的态度，才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