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概况
在红一方面军一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镇（威信县治）集结的行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曾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决策。对于扎西会议的情况，党史界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其中若干决策，也有所评价。但总的说来，扎西会议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没有记载，新出版的关于长征的著作也没有专门记述。这主要是受史料与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来，陆续公布了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批文献，这才使得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扎西会议的全貌。本文拟依据现有材料，简述这次会议的概况和内容，并对它的历史地位发表个人的看法，希望引起党史界对扎西会议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扎西会议的会议记录迄今没有见到。关于会议情况，笔者从现存有关文件、电报、日记和回忆材料中钩稽整理，并参阅了有关调查材料、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反映扎西会议时间、地点、性质、内容的日程表。简述如下：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
2月5日，在高坎（或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
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
2月8日，在院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红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作出决定。
从上述会议概况可见，扎西会议是经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后，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其间根据会议需要，有的在会前开了常委会，有的会议扩大到军队的负责人，有的会后开了相应的军委会议。会议时间为2月5日至9日。会议地点在扎西县境内，随行军移动，大致由高坎（或花房子）、石坎子、大河滩、院子到扎西。
应该说明，上述概况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关于扎西会议还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不过，基本情况可以说大致清楚，待考的问题对扎西会议总的认识和估价不会有大的影响。
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扎西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果断地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
2月初，中央红军面临着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不改变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扎西会议及时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出“回兵”决策。军委于2月7日19时随即向各军团首长发布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及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各部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以后，立即“回兵黔北”。扎西会议又讨论、决定缩编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军委于2月10日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的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规定了“缩编”的具体办法，还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2月10日这一天，张闻天在扎西召集的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与目前任务》报告时，向大家讲了中共中央和军委刚刚作出的战略决策，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同一天，《红星》报第9期发表了题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传达扎西会议改变战略方向的决定。社论指出：“在我们未到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依据当时的情况，具体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首先是向着川南。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地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贵边，最后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战略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并且指出：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上述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扎西会议讨论战略方向与部队缩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而此后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赢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的光辉实践，则证明扎西会议作出的“回兵”、“缩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扎西会议讨论了全国各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并作出了重要决定。
关于中央苏区，项英于1935年2月4日致中央与军委电，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2月5日，中央分局又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所以张闻天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当天，2月5日，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行动方针问题，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问题，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2月13日中央又致长电给中央分局，续告“决议详情”。在得到2月19日、21日项英复电报告具体贯彻情况以后，2月23日复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及军委于2月11日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关于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至于对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扎西会议进行了讨论，但从现存2月16日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它也是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之后的中央领导十分关注的。遵义会议以后，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曾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扎西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北上的计划，中央乃于2月16日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