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前辈的思考，提出了质疑。夏衍在接见选集编辑组同志时对“歌特”即张闻天之说表示怀疑。他说：
……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张闻天同志的笔名，因为当时他在临时中央担任过宣传部长，但是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止，临时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张闻天主持。在这个时期之内，临时中央依然推行极左的政治路线，如反“罗明路线”、执行“关门主义”，而拒绝了对陈铭枢等领导的“福建事变”的援助，以及作为王明“左”倾路线最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认为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张闻天同志当时还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认为“歌特”即张闻天之说，也还是值得研究的。
夏衍的质疑提醒我们认识到，我们对“歌特”文章虽然已做了大量溯源探流的工作，但毕竟主要着眼于文艺、宣传方面。如果说个人的整个活动是一个系统的话，那末，文艺、宣传只不过是其中的子系统。应该将“歌特”文章放到张闻天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考察，放到1931年至1935年党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去考察，并尽可能弄清楚中央领导核心内部思想、策略以至路线上的一致与分歧，组织上的聚合与分化，才能在更深广的层次上论证“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
诚然，张闻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民族危机下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一度宣传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写过像《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红旗周报》第23期）那样的打击中间势力的文章。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的思想起了变化。特别是经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和上海各阶层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更使张闻天有了实际的体会，因此在“歌特”文章之前，将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加以团结，已经是张闻天明确的重要策略思想；对一些“左”的现象、提法和错误做法也有所觉察，提出过批评；张闻天还力图争取胡秋原，想通过胡秋原去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的统战工作。
1933年2月中旬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一开始张闻天的确参加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没有多久，由于接触了苏区的实际，他即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政策开始，批评和反对“左”倾错误。至于对待福建事变，张闻天同博古的策略主张是完全不同的。福建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即写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苏区《斗争》第36期），批评了在同十九路军签订停战协定、实行联合中党内存在的“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大声疾呼“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对十九路军的反蒋行动，他“主张积极配合”。在福建事变中，张闻天是始终积极坚持统一战线而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
1934年1月中、下旬，接连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的地位明升暗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
组织上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在策略思想以至路线上则出现了明显的冲突。首先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同博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接着，在巡视闽赣期间，张闻天写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苏区《斗争》第67期），批评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到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反对“左”倾的思想更有发展，他在为《红色中华》写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9日）中，对“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党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他从失败的教训中取得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宝贵认识：“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张闻天这时虽然还不可能脱出“进攻路线”的躯壳，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对“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事实上采取了否定态度，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也完全不同了。
由夏衍的质疑引起的这一番探究，使我们认识到，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步发展起来。首先在熟悉的文艺、宣传方面有所突破，到中央苏区后又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逐步扩展到统一战线、军事指挥、肃反等领域，最后上升到反倾向斗争、战略思想等问题。在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张闻天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由一致到分歧而至对立、组织上由聚合到疏松而至分化的发展过程，直到遵义会议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掌握了1931年到1934年长征前张闻天思想变迁的径路，再来看“歌特”的文章，显而易见，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张闻天挣脱“左”倾错误的起步，是他对“左”倾思想的第一次突破。“歌特”之为张闻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可信的。
三
对《文艺》和《宣传》这两篇重要文献的历史意义的认识，从最初发现到确定收入《张闻天选集》，也是逐步深化的。概括说来，有这样三点：
第一，《文艺》与《宣传》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批判“左”倾错误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宣传》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并详细分析其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危害，表现了力图摆脱公式教条倾向、转变宣传鼓动工作的卓越见解。《文艺》一文切中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与政治关系和要不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作家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由于当时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同志瞿秋白、冯雪峰等接受了张闻天的意见，《文艺》一文确实发挥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促使左翼文艺运动走向广泛、公开发展的积极作用。它是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自觉地摆脱“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标志。
第二，张闻天在批评关门主义和“党八股”时，还提出或强调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党内反倾向斗争不要一味反右，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左”的关门主义也可以是最大障碍物；要从群众切身要求出发提出斗争口号，反对用过高的口号排斥广大群众；要利用公开和争取公开等等，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文艺和宣传的范围。“歌特”文章对认识党的历史很有意义，它说明临时中央领导核心至少从这时起就已经有了分歧。
第三，对于张闻天个人，如前所论，“歌特”文章是他从“左”倾错误开始转变的标志。“多米诺骨牌”在这里倒了一张，不过两年功夫，这串“左”倾“多米诺骨牌”就一张接着一张倒牌。应该说，张闻天转变的过程并不缓慢。
通过对于“歌特”文章的探究，我们研究了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张闻天的著作和活动，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的转变是自觉的。《张闻天选集》应该力求反映这个转变的过程。
总之，我们力图使《张闻天选集》尽可能做到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发展、理论贡献和革命业绩，使《张闻天选集》有助于观照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有助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仅是我们企求的目标，有待各方面的批评与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