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扎西会议对全局的战略方针与领导问题讨论并作了决定。一方面及时地向各苏区和红军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示他们从实际出发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另一方面，重新明确了中央分局及红二、六军团的组织机构与领导成员，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领导同各苏区与红军领导之间的关系（尽管后来又因战争环境而中断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为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组织保证。
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立即进行了传达。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文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正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并加上2月6—7日扎西会议上关于战略方向的决定，最后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
2月8日在扎西境内的院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在当时，《遵义会议决议》是在全党开展与深入“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立即用文件与会议两种方式进行了传达。由于决议全文较长，在印发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于2月8日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与要点。2月28日又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用电报拍发给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与中央苏区。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全文，现在发现的最早刻本是2月16日。可见在中央红军中，至迟在2月16日以后几天里，决议全文就发到干部手中学习，发到党的支部中去讨论了。
在中央军委纵队，扎西会议刚结束，张闻天就在2月10日上午向党员干部会作了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这次中央军委党员干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此后，陈云向中央纵队详细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毛泽东也到三军团作了传达。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用运动战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从上述关于扎西会议的内容和意义的述评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扎西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应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特别应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关于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中，有两项是由扎西会议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由扎西会议（2月5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完成；其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由扎西会议（2月8日）讨论通过。这两件事，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一件属于组织上变换领导，一件属于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都是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根本问题。遵义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的历史使命，是由扎西会议承担起来的。
二、扎西会议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
就中央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对战略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扎西会议后最后完成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便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这段话自然是反映了扎西会议的观点。扎西会议果断地作出回兵黔北，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策，从此，中央红军自觉地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取得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
就全国各苏区与红军来说，扎西会议改变了自西征以来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作了明确的指示，为以后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红二、六军团通过学习、讨论扎西会议后的战略指示与遵义会议《决议大纲》，“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把过去带盲目性的行动（虽然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提高到自觉性的水平”，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成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的军事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对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的战略决策基本上是执行的，但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及其《决议》表示怀疑。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党中央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服。
三、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扎西会议开始了张闻天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总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张闻天就任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显示了他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工作的卓越才能。扎西会议通过的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是他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自觉实现“转变”的标志；反映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所已达到的比较成熟的水平。张闻天同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正是由于思想、路线的一致。张闻天终其一生保持独立见解，在当时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崇拜或依附。他是从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而尊重与支持毛泽东的。从扎西会议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后，张闻天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说来，张闻天都是有力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扎西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领导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借用张闻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中的话来说，自1935年到1938年这四年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1936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同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成就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功勋足以彪炳史册。而这种领导格局，肇其始者正是扎西会议。从这一点来看，扎西会议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