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现与创造一样，会给人带来难以形容的喜悦。1981年10月，当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发现“歌特”的三篇文章时，内心的惊喜大概跟地质队员找到了一脉富矿差不多。惊喜之余，一连串问题涌到面前：“歌特”是谁？文章的影响怎样？如何估价？几年来，选集编辑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进行追索探讨、调查研究，其间得到不少学者、革命前辈以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最终得出了“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结论。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署名“歌特”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以下简称《文艺》）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以下简称《宣传》）被选入了《张闻天选集》。
在对于“歌特”文章的探究过程中，编辑组同志已有研究成果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为减少重复，这篇记事主要围绕解开“歌特”之谜的思路与方法，兼及有关重要问题的质疑，谈谈我们的做法、体会和认识。
我们首先就“歌特”是谁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我们请教了当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和文委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包括杨尚昆、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阳翰笙、周扬、夏衍、丁玲、黄玠然、楼适夷等），同时我们又在《新文学史料》上公开发表和介绍了《文艺》一文，希望得到一切识者的指教。不少老同志回答了编辑组的查询，有些学者也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人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他们对“歌特”是谁分别作了种种不同的推测。这样，就把一切有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来，得到了一张16人的名单。他们是：张闻天、瞿秋白、陈云、博古、康生、刘少奇、杨尚昆、冯雪峰、凯丰、周扬、夏衍、阳翰笙、潘梓年、耶林（叶林、张眺）、章文晋、胡兰畦。
直接的人证既然无法找到，原稿、手迹更其渺茫，“歌特”是谁的答案就只有从文章本身保存的“信息”中去寻求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考证工作，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歌特”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至少必须同时具备的五个条件：（1）是党内负责同志，很可能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2）有较高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3）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4）了解全国各苏区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5）当时在上海，并有时间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的半个月内写出这三篇文章。对名单中16人逐个分析的结果表明，只有张闻天具备上述各项条件。
张闻天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和《斗争》，还管理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张闻天同文学的关系密切，他是五四新文学家，对文学上的各种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心理有切身体验，对他们的特点与作用也充分了解。30年代初期在上海，通过同当时在宣传部、文委、左联、社联工作的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祝廷章、王学文等人的联系，通过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触，对左翼文艺运动和上海文坛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从当时的会议记录和张闻天的自传材料上，我们了解到，1932年10月25日或此后的一天，张闻天居住的团中央机关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出了问题，张闻天即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和中央的工作，到设在摩律斯新村的中央的一个机关内住了一个月。这就有时间具体研究当时文坛的论争，写下《文艺》这样的文章。至于宣传鼓动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四次“围剿”的问题，正是10月25日中央会议讨论过的问题，张闻天据此写成《宣传》和《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完全顺理成章。
不过，仅凭上述分析，还难确证。因为还无法排除其他人写的某种可能性，也无法完全排除其中之一篇为某人所写或某人起草的可能性。这就促使我们的探究深入一步，进入第二阶段：研究文章的个人风格。
张闻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即有不少文章在报刊上连续发表，20年代初期就已经是颇有声名的文学家，曾经去日本自修，赴美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攻读、任教，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修养，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个人风格。这种个人风格当然有助于鉴别文章的作者。我们阅读了大量张闻天著作，概括出那时张闻天文章风格的主要特点是：周到绵密，平和稳健，圆熟流畅中略带“欧化”。拿“歌特”文章跟张闻天的文风特点比照、审察，的确显示出以上三个特点，可以体认出是张闻天的手笔。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却又总觉得说服力不够强，过不得硬。这样，对于“歌特”是谁的探究进入了第三阶段。我们采用乾嘉朴学和统计方法，终于发现了“个人惯用语”这个信息，找到了鉴定历史文献作者的“试纸”。
在我国考据学上，常常依据词语的使用乃至字的写法来判断作品的真伪，确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这种方法研究张闻天的文章，我们发现确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是很特别的。这些“个人惯用语”正好可以用来作为验证与判断的依据。我们对张闻天1932年所写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语进行计量分析，从若干词语使用频率的比较中确认“虽是”（不用“虽然”，两词之比为46：2，即“虽是”出现46处，“虽然”仅2处，下同）、“如若”（不用“如果”，31：1）、“一直到现在”（不用“直到现在”，12：0）、“与”（不用“和”，n：0）、“表示”（不用“表现”，26：1）等五个词语是张闻天主要的“个人惯用语”。用它们来检阅“歌特”的三篇文章，得到的统计结果为：“虽是”与“虽然”是6：0，“如若”与“如果”是3：0，“一直到现在”与“直到现在”是3：0，“与”与“和”是65：0，“表示”与“表现”是1：0。说明“歌特”的“个人惯用语”就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
我们用这些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去测试《斗争》第1期至第30期（中缺第4期）上除张闻天之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答案都是“否”；又用来检验老同志明确指认系张闻天起草的文件，答案都是“是”。说明这的确是一个过硬的内证。至此，“歌特”是张闻天的推断得到了证实。
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查阅了张闻天所有论文艺、宣传与反“围剿”的文章、谈话、报告，“歌特”文中的观点在张闻天这些著述中都得到了印证，并清楚地显示出发展的轨迹；一是运用前述方法论证16位名单上其他15人之不可能为“歌特”。这项工作花费了很大力气，但做过之后，我们心里更加踏实了。相信“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是不带主观片面性的。
二
综合以上对于“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们写了一篇论证“歌特”即张闻天的考据文章，印发征求意见。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提供的材料和论证，引起了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杨尚昆复信同意我们的考证，确认“歌特”“是闻天同志的笔名”，并写道：
仔细阅读了歌特的两篇文章，使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
1932年初，我在江苏省委工作，任宣传部长。当时闻天同志是代表中央指导江苏工作的，经常出席省委会议。同年秋季我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同闻天同志接触较多，歌特两篇文章中写到的问题，都先后交谈过。闻天同志离开上海前夕，曾几次同我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反对关门主义问题。1933年2月，我们在瑞金会面了，我被分配到宣传部，帮助闻天同志工作。我们商量要对宣传鼓动工作来一个改变，并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会议（在1933年5月召开了这个会议，是闻天同志主持的）。我那一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召开宣传会议写的）。文章写好后，曾经过闻天同志审阅，也可以说指导思想是他的，因为对党的宣传工作的缺点和必须改变，我们在上海时就交换过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