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文批评满足于背诵条文的现象说：“笼统的101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而此文则说：“1001次的背诵党的基本口号，是完全不够的。”
“歌”文批评“旧的宣传鼓动的传统与习惯”，指出我们“还没有能够打破宣传鼓动工作中的这一传统的藩篱”。而此文则进一步尖锐批评“宣传鼓动工作方面恶劣的传统”，号召“必须同这种传统做坚决的斗争”。
“歌”文提倡要有“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而此文也同样要求建立“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歌”文批评宣传工作“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而此文则进一步提出“必须具体了解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
“歌”文批评“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与组织工作脱离的”，而此文也指出：“我们往往把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分离开来”。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歌特”文章酷似张闻天文章之处很多。如果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则很难从观点到文字如此集中地相同。因此，程中原同志考证所得的结论我是同意的。
§§§附录四 关于“歌特”化名的调查
萧扬
“歌特”即张闻天同志，已由编辑组内程中原、张培森同志著文详细论证。在调查过程中，有些老同志分别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推测，我们也设想“歌特”有无可能是其他同志。经研究，这种可能性看来是不存在了。
一、夏衍、周扬、羊牧之（瞿秋白同志青年时期友人，现住江苏常州）同志曾经提出，“歌特”有可能是瞿秋白同志，因秋白同志曾对夏衍谈过统一战线和反对“左”倾空谈的问题。但是，秋白同志当时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很严厉。“歌特”文章则批评了否认“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观点、认为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的观点、过分强调通俗文艺（所谓“有头有脑”的形式等）的观点，这些都是秋白同志在同“第三种人”论争中一再强调的观点。阳翰笙、楼适夷、李何林同志都认为“歌特”不可能是瞿秋白。夏衍同志后来对自己原来的看法也动摇了。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的有关同志也认为，说“歌特”即瞿秋白的根据不足。编辑组内张培森将“歌特”文章中的用语对照秋白同志同时期文章的用语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
二、我们曾经考虑，“歌特”有无可能是冯雪峰同志，因为冯雪峰同志后来在文艺问题上的观点同“歌特”论文艺的文章比较一致。但是，第一，雪峰同志在“歌特”文章发表以前批判胡秋原的调子很高，到“歌特”文章发表以后，态度忽有转变；第二，雪峰同志1936年文章引用“歌特”文章的语气，表明雪峰同志自己不是“歌特”；第三，雪峰同志的文风与“歌特”迥异；第四，雪峰同志当时主要在“文委”工作，不大可能写同是署名“歌特”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那样的文章。夏衍、李何林同志都认为“歌特”不可能是冯雪峰。
三、李何林同志提出，“歌特”有无可能是刘少奇同志，因为少奇同志1936年曾以莫文华的化名著文，内容中有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我们考虑，少奇同志在1932年从事工会工作，不大可能就文艺问题和宣传问题写出系统的文章。这与他1936年在北方局时全面负责白区工作的情况有所不同。其次，少奇同志1932年3月刚刚因为所谓“右倾”受到批评，被迫做了检查，并且被解除了在工会中的领导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写文章反对“左”倾是较少可能的，写了恐怕也难于被发表。第三，少奇同志的文风与个人惯用语与“歌特”不同。少奇同志极少用表示“虽然”意思的连词，1931年、1932年的四篇文章中只用了一个，用的是“虽然”，与“歌特”用得较多（3篇文章用了6个），而且是用张闻天个人的习用语“虽是”不同。少奇同志的假设句用“如果”（四篇文章中有5例）、“若是”（2例）、“倘若”（1例），与“歌特”用“如若”（3例）、“假使”（1例）不同。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选》组的有关同志也认为“歌特”的文风与少奇同志不同。
四、当时临时中央常委陈云同志以及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都不知道“歌特”是谁，当时的中宣部长杨尚昆同志则已同意“歌特”即张闻天同志的考证。当然，这样也就同时否定了他们自己是“歌特”的可能。
五、当时临时中央另两名常委博古同志和康生，都不可能是“歌特”。
博古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在党刊上写文章较少，《斗争》创刊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只写了3篇，为此曾在1932年7月15日的《斗争》18期上受到该刊编者批评。他像“歌特”那样在半个月内连续著文3篇，是很少可能的。同时，博古同志的文风和习惯用语与“歌特”也不一样。他极少用表示“虽然”意思的连词，1932年所写的7篇文章和两个决议中，只用了两个“虽然”，这同“歌特”3文用了6个“虽是”（不用“虽然”）不同。他的其他一系列用语，也与“歌特”不同，如：“如果”（“歌特”用“如若”）、“譬如”（“如像”）、“所有这些”（“一切这些”）、“……面前”（“在……前面”）、“恰恰相反”（“却正相反”）等。
康生当时做工人工作和保卫工作，在《斗争》上发表的文章多数同职工运动有关。他写有关文艺和宣传的文章，是不大可能的。他的文风和习惯用语也与“歌特”不同。从他发表在1932年《斗争》上的11篇文章看，在“歌特”使用“如若”、“虽是”、“如像”、“一切这些”等词的地方，康生一律使用“如果”、“虽然”、“比如”、“所有这些”。
六、李华生同志提出，“歌特”也有可能是凯丰同志，因为他当年听到凯丰同志讲过“歌特”文章中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凯丰同志1932年8月的一篇文章与“歌特”文章比较，发现两者文风和习惯用语都不相同。如凯丰同志用“如果”、“虽然”等，“歌特”则用“如若”、“虽是”等。凯丰同志多用“因为……因此”、“如是”（代替“于是”）等，则是“歌特”文章所不见的。
七、季楚书同志（30年代初曾在中央文委工作，现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员）猜想，“歌特”也有可能是潘梓年同志。因为潘梓年同志1932年任“文总”宣传部长，而《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经过删改曾在“文总”内部刊物《世界文化》上发表。但是从潘梓年同志在《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出版）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文章看，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比较简单的。对文学的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的艺术价值问题，他只是简单地斥责这样提出问题的人是“高等人”，并且认为文学大众化是解放了其艺术发展的束缚。这种态度与“歌特”主张团结那些不能写通俗作品的文艺家，以及肯定“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等观点相较，差别是很明显的。此外，潘梓年同志上述文章的文风也与“歌特”有很大不同。
八、张眺（叶林、耶林）之侄张以谦同志认为，“歌特”是张眺的化名。据张以谦介绍和丁玲回忆，张眺曾是左联党团的成员，1932年（张以谦介绍为该年底或次年初）去赣东北苏区，后死于肃反扩大化。张以谦根据张眺当时观点反对“左”倾而后来又死于“左”倾路线，以及其他一些理由，肯定“歌特”即张眺。但是，根据上述介绍，张眺担负的是比较局部的工作，不大可能写出“歌特”两文那样全局在胸、具有战略眼光的文章。从张眺当时的四封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看，其观点，特别是文风，与“歌特”也大不相同。张眺指责《北斗》第一、第二期上的一些小说“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与“歌特”强调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精神正好相反。张眺的文字显然不如“歌特”老练，也没有“歌特”独特的习惯用语。夏衍同志也认为，“歌特”不可能是张眺。
九、李华生同志提出，章文晋、胡兰畦等同志当时从国外回来，曾写过类似观点的文章。章文晋同志已复信表示不知道“歌特”是谁，实际上否认了他自己是“歌特”。胡兰畦同志1932年至1933年上半年尚在德国，也不可能在这一时期像“歌特”那样把文章写出三天后便登在上海的党刊上。
根据以上所述，在“歌特”化名调查过程中所有曾被认为有可能是“歌特”的人，已经可以断定都不是“歌特”。“歌特”只能是张闻天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