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瓶颈，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全面提升第三部门力量。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自治组织，全面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基本目标，就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整体规划，从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系统设计；坚持循序渐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坚持体制保障，努力破解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
关于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并首次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实践证明，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
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就是法律之治。法律治理的领域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等几起案件的曝光和纠正，社会各界呼吁防范冤假错案、加强司法公正的声音再度高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已经出台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针对性”强，体现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公正司法。其中，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同时还要求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另外，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司法实践中一些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味追求各种“指标”的做法，指导意见也予以批判，要求不能“片面追求”，而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对责任司法的强化也被专家视为“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重要基础”。
关于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他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对管党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严，才能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转变作风、遏制腐败；严，才能巩固组织、提高队伍、锻炼干部，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这一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从严治党需要贯彻和体现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基本要求包括：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和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要求涵盖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内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该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从严治党，从严管理，不是搞“一言堂”，而是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严的规定、紧的约束，首先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才能从严管干部，从严带队伍。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系统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三个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条好干部的标准，为做好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敢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选人用人，就应当选那些敢负责、勇担当的好干部。作为领导干部，都应当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一个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尽职尽责，在关键时刻靠得住、冲得上、能作为的领导干部。
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反腐倡廉关系生死存亡，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反腐倡廉，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关键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现在，在我们一些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特权思想还有不小市场，明里暗里谋求特权和私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习近平总书记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作开局的重要切入点，制定实施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促检查，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组织、宣传、群众、财经、外事、保密等各方面纪律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这一论述，抓住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要害，揭示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规律。
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为摆设，就会形成“一人违纪，众人随之”的“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统统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3年9月6日在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时特别强调，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抓党风促民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王岐山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
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新改革经济学”的政策取向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争议和质疑声中走过来的。1998年一本名为《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书出版，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8月，是深圳等最早一批中国经济特区30岁的“生日”，但正是在这个“30而立”的节点关口上，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特区困局”成为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的人们心中最大的忧虑。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过去的10年还是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改革失去的10年”。现在，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历史阶段，如何以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未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不能让接下来的10年再次失去，就必须有新的改革理论的指导，就必须有新的改革顶层设计的保障，就必须有新的改革政策体系的支撑。也许是一个历史巧合，顺应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克强经济学”，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及其特征的概括，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改革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一个标志。
简政放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简政放权是放大“改革红利”的主导战略。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权限，同时市场和社会权利在扩大，这是一个趋势。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这将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不仅使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拥有投资“拍板权”，把投资引向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政府腾出更多精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管好该管的事，努力营造公平竞争、打破分割、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