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革经济学与中国奇迹“第二季”
由于历史的原因，30多年来，每到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的“三中全会”能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三中全会”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代名词。201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与前几次三中全会相比，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背景下，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将承载更为特殊的历史使命。这次三中全会将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全面深化”将体现在哪些方面？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专题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首次提出了必须把握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的论述，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出明确信号，由此，“五大关系”“六个问题”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改革新的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思路，提出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的论断，更被视为是对“新改革经济学”的一次全面宣誓，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有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全面改革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何为全面，如何深化？2013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透露，我们正在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中国将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领域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传递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新信号。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谋求2014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2014年进入到“十二五”规划第四年，对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至关重要。会议指出，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同时，要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改革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层含义，那就是只有超越已有的理论知识才能创造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对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多层次的描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展开了频繁的、健康的学术争鸣。吴敬琏曾撰文指出，探索和争鸣推动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丰富和繁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改革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指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30年内壮观增长，并于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着名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及教育家阿兰·佩雷菲特早在2011年就表示，即将成功的中国奇迹，是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荷兰奇迹、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一样的经济奇迹。忽视或者低估中国改革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和历史地位，事实将会证明是一种理论上的短视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以及新思想之间的碰撞冲击，展开了多次学术争鸣，特别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三次大争论（即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和2004-2007年由“顾郎之争”引起的“国退民进”及“还要不要改革”的大讨论），以及1984年“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的改革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30年改革开放的理论争论，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争论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中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难点进行。比如改革开放市场导向的基本思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次经济改革都没有解决而必须解决的理论难点，对这些理论难点进行广泛辩论，取得共识，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次，争论的焦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又是社会主义在当代的难题，比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所没有解决的经济体制难题，通过争论，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难点，无疑这有助于把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再次，争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难点，这些难点的解决实际上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转换。
时代在发展，改革的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中国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外，还必须有顶层理论、顶层思想的支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的观点，强调要通过继续改革求得可持续发展。当此改革重点转换时刻，我们必须有一个带有鲜明“新改革经济学”特征的改革理论体系来指导。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整发现和勾勒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这是因为，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也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多数人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针对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理论上，必须构建和形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要研究“顶层设计”，同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的把脉。
在学术界，关于这种改革理论框架和改革逻辑的研究已经在进行之中。其中，国务院参事夏斌等就提出一个关于改革“路线图”的研究认为，要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由此产生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的重新考虑与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的日程，要求财税体制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反思与改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而当要彻底改革财税制度之时，恰遇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转化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在明显减少。迫不得已，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
可以想象，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通过还富于民，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按照上述思路，从经济学出发，中国经济改革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从以下四种重大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把握。即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或人们常说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入手分析，同时，现实经济暴露的各种问题现象，无非有的是下述重大结构扭曲的衍生结果，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形成的动因。
一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是，2003-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也下降有10个百分点。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费倾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倾向是92%。即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二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2008年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个百分点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43%左右。
三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1）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2）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
而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
以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极简略地分别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可以说，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矛盾与问题都被包含其中，并从中可得到解释。那么，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又如何推进呢？
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
一系列分析表明：这些经济结构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和因果循环的。每一个扭曲的结构只是中国当前“不可持续”经济体不同侧面的反映。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四种结构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因果关系后，才能在通盘谋划改革时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寻找到改革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