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限”并不等于“底线”，“底线”应该是一个参考就业计算出来的数据。根据测算，现阶段中国要保持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要保持在7.2%以上，否则就会冲击就业。按过去的经验看，GDP增速低于6.9%时会对就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政府容忍GDP增速的“底线”应为7%。
“下限论”实际上是一种“底线思维”——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
对此，有分析模拟“克强经济学”之表述，将这里出现的“上限”和“下限”视为“克强防线”，虽无太多理论根据，倒也形象地表达出这轮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边界。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连续30年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正在由高速增长区间向中速增长区间过渡。“七上八下”就是一个合理区间。尤其是在调整的背景下，需要为这种调整留出足够的空间，通过经济增速的放缓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着眼未来，只要每年平均增速不低于7%，就能实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大规模企业问卷调查，2/3左右的企业对后期走势、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面表示乐观。根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计，2013年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7.4%、7.2%，全年经济增速仍有可能维持在7.5%左右，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果然，2013年的实际情况印证了这一预测，中国经济以7.7%的增速收官。
因此，“区间论”“两限论”，实际上就是“新改革经济学”背景下对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一种动态把握，并不一定要对应具体的数字。
而李克强此时明确提出上限和下限问题，表明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是沉得住气的，是能够随时出手的。而且，随着经济数据日趋接近底线，“稳增长”的分量将逐渐加重。例如，2014年3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时，就再次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对策论：放大“新改革经济学”的政策红利
明确了上、下限区间以及增长的“底线”，意味着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7%以下，政府才会出手推出刺激措施。尽管如此，但由于各方普遍预测201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下行，政府因此可能会陆续出台温和的稳增长政策，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稳中有为”。
“稳中有为”的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在投资消费政策方面，预期会有一定的宽松，包括促进消费（信息消费）、促进铁路投资、促进棚户区改造、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能环保投资等方向将成为重点。
总体来看，新一届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不会把所有开支负担全部压在地方政府的身上，中央政府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因为地方政府增加开支将促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二是国务院不会直接刺激制造业，而是会把重点放在用于防治污染和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上。因为它们既可以帮助稳定经济增长，又不会导致经济扭曲状况的恶化以及融资杠杆的增加。重点行业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铁路、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包括3G/4G和宽带）、新能源汽车、节能设备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2013年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三项决定：
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外媒称此为李克强稳增长的“微刺激”方案，认为这与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问题上采取的相对谨慎且有针对性的政策态度一致，即不愿采取类似于此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实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当前要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舆论认为，此次会议传递出政府进一步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信号。这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不少地方已经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将一些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政府以“购买”方式提供必要的补助。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
购买社会服务将对宏观经济产生的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投资相似，是一种高效能支出。政府的服务采购，可以带动其他需求成倍的增长。政府采购使社会服务实现销售，实现商品化，使企业、个人收入有所增加，最终转化为新增投资、积累、消费，引发一系列的再支出，形成一个不断累加的结果，使总产出倍增，推动经济运行，扩大国民收入。购买服务与购买物品还有所不同，购买物品往往是单次行为。政府购买服务往往有持续性，持久拉动相关产业，衍生各种需求，刺激优化要素组合，提升相关行业的质素。
准确把握乘数值是统筹经济施政的关键。新一届政府坚持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其中就包含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有所料算。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决策对地方政府的传导带动作用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各级政府行为的联动叠加，更会放大购买社会服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的服务业尚不发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民间投资的带动系数无疑正处于峰值。
政府向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购买，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将得以进一步理顺，凡是社会和市场能解决的公共服务，政府都将逐渐退出。事实上，对于公共服务，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不在乎谁来提供服务，关键是要提供好的服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公共服务产品，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减少机构运行和养人的成本，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总体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滞后，在社会观念、数量规模和整体素质能力等方面，依然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因此，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更好地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多样化，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面。
当然，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需要很高的项目管理水平，否则很容易造成资金浪费，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腐败，亟须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五点要求，包括要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公共服务，严格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管理，建立严格的监督评价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动态调整。这些要求对下一步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做出规范性操作，旨在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管，确保项目规范透明，真正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确保百姓切实得实惠。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这些举措似乎让“新改革经济学”有了拐弯的意思：“不刺激”曾被视为“克强经济学”的最大特点。这一次出台的措施，是否违背了其初衷？殊不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承载13亿人口的大国，作为正全力迈向“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民族国家，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始终是我们的信念所在。何况，与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的巨额刺激方案不同的是，新的刺激方案利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来降低政府的权限，让企业有更大的经营空间。这种用减税、简化行政措施、支持民间资金开发铁路等措施，是政府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又必须推动经济再平衡，减轻对政府主导的投资依赖之间寻找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复苏动能的新经济管理方式，可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这类刺激。
从这点来说，这也是对“不刺激”做出的一个修正。
美银美林的分析师将李克强出台的稳增长措施称之为“李克强对策”(Li Keqiang Put)。这一说法源于“伯南克对策”(Bernanke Put)，指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对市场行为有一个潜在的底线，以维持积极的货币刺激政策来救市。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经济下滑不出下限”的承诺终于让虚弱的市场相信，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仍然重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并将采取一种渐进的办法，而不是一种鲁莽的“激进措施”（kitchen sinking）或者“休克疗法”（shocktherapy）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妨把这种暂时的政策方针称作“李克强对策”，其意思是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设法防止中国发生经济硬着陆和金融危机。
为什么在“克强经济学”下仍然存在“李克强对策”（刺激措施）？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来实现平稳发展，如果发生经济硬着陆或者金融危机的话会很糟糕。其次，各项改革措施需要时间和耐心。最后，由于中国的储蓄率高、外债低、外汇储备高，以及资本管制，中国政府仍然有能力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所以刺激措施很温和）。
当然，“保底”信号明确，决不是要退而走老路：再大举借债用重复建设、超前建设拉动GDP，还有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赚取财政收入。任何时候政府“托底”都只能见一时之效。对于新一届政府而言，改革的步伐不是要慢下来，而是要更快一些。只要确认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以内，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动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启动向市场、社会放权，破除抑制经济前进的机制体制障碍。
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民众，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化解痛苦的方式不是放慢脚步，迟疑不前，越能把握住时机加速改革，中国企业和民众为此付出的时间就会越短，承受的苦痛也可能越少。从长期来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据新华社记者的统计，李克强担任总理百余天就曾六次提及宏观调控需“短长相宜”“标本兼治”。有论者将这种统筹兼顾的理念表述为“克强经济学”的“方法论”。新华社在《国务院座谈会坚定了走新增长之路的决心》一文中则指出，履新百余天来，李克强坚持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经济政策总体思路是连续的、一贯的。
无论是2013年近40余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还是遍及全国的基层调研行，特别是2014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污染、向贫困的两个“宣战”无一不传递了这样的信心：新一届政府坚决走一条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通过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调整结构，使中国经济早日走上新增长之路。
“三中全会”：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三中全会，指当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会议越来越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点。尤其是1978年着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文革”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开始具有了超越会议本身的意义。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与这个五年一次的会议密不可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与这个全会所提出的改革理论息息相关。中国改革经济学由此奠基。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不能不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加以研究，不能不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这次全会上，新一届领导集体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回顾历史，通过历次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总体方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掀起新的改革开放大潮，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就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个重要里程碑。“三中全会现象”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由此成为人民群众和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
三中全会：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迄今为止共召开过12次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开。是次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