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11次会议均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1950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五年召开一次的规律，开始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前，两次三中全会之间最长相隔有20年。如此长的间隔，和九届三中全会因恰逢“文革”而并未召开有关。
而最短的一次仅间隔了一年：在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传奇的第三次升起，也是中国逐渐从毛泽东时代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开端。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四人帮”为主题的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年，着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召开。
历次三中全会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历次三中全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三次：七届、八届、十届三中全会。第二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个阶段分为改革的初始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而从1993年的第十四届开始，三中全会无论从主题、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性。
第一个阶段：“纲领”性地位尚未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三次：七届、八届、十届三中全会。此时并未形成鲜明的“经济”“改革”主题，而多与当时时代背景以及党的工作相关的综合性会议，“纲领”性地位也并不凸显。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三中全会的议题就比较综合。毛泽东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刘少奇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等。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整风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邓小平所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对大字报的作用进行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9个月后即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更是一场揭批“四人帮”，结束“文革”，确立新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性”会议。
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
第二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这往往被称为“新时期”的三中全会，目前可见的文献研究和回忆录也集中在这个阶段。
1978-1988年十年间召开的三次，贯穿着1980年代的改革热情。
被中共党史认定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推上新时期历史的高点，似乎带有某种偶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一文中回忆称，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转折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
六年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将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邓小平试图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次尝试。在会议召开前的6月，他就已经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
其时正值改革热火推进中，邓小平在当年的国庆阅兵中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标语。
到1988年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时，虽然距离上一次三中全会仅有四年，但改革的内外部环境和社会舆论已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改革在城市中推进，官倒、腐败和价格的上涨，使社会矛盾加剧。1988年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当年的“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当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到下半年，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激化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等寻租活动蔓延，群众不满，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到8月份，刚刚开始的价格闯关失败。最终在1988年激化成抢购风波。
十三届三中全会，即在此种背景下召开。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告称，“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紧推进”。
整个1980年代召开的三中全会，处处显露着改革初级阶段的激情和粗糙，各环节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和争论中，并未呈现出“统一”的规律性。
第三个阶段：主题集中呈现规律性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个阶段分为改革的初始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
而从1993年的第十四届开始，三中全会无论从主题、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性。“相对来讲研究的内容和主题是相对集中一些，以经济和经济改革为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认为。
这个阶段的三中全会，每到“交班”年，均会推出一个事关改革全局的纲领性文件；而两届领导班子之间的会议，均选择了与农业相关的主题。
历届三中全会之间的相互联系
纵观中共党史，历届党代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提出对中国改革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策。全面审视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所解决的重点问题以及此后面临的新问题，对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获取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宝贵经验。历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束缚，在内容、过程和逻辑、指导思想上体现出继承性和超越性。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三中全会都肩负着顺应时代主题的使命。
从拨乱反正到经济体制改革再到治理整顿，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设新农村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一波三折，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勇于试错。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体制变革的历届三中全会逐步确立了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顺应了时代主题。
其次，从具体内容上看，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问题具有承前启后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历届三中全会而制度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委托管理、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现代企业制度、界定产权”等方式不断得以深化。经济改革多方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改革，所解决的问题也愈发全面、深刻和复杂。
第三，从过程和逻辑上看，三中全会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平均主义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历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口号，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使中国在3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
第四，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历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并不断超越。
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此后，历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坚持这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统筹兼顾”理论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思想、理论、目标和行为方式上对之前三中全会的继承和超越。
第五，从执政理念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逐步确立。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我们可以发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本质和源头上导向全面小康为目标、以“美好生活”为坐标、以民生为本源，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道路。
三中全会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从十一大之后，党的代表大会逐渐实现了常规化、制度化：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中间，一般召开七次中央全会。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介绍，其中有三次中央全会（一、二、七）重点研究人事，（一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委人员；批准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人选。二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推荐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另外四次中央全会则重点研究经济、社会和党建等方面具体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很多重大政策都在三中全会出台，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教授从四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特色的“三中全会现象”。
第一，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发端与推进器。
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三中全会”几乎是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5年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历史的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政治宣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定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开辟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世界形势新变化、新挑战，邓小平发表了着名的南方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
南方谈话与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探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入新阶段，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从改革开放的发端到推进器，这是三中全会一直担负的重要使命。
30多年来，党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通过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每一次三中全会，都使中国改革开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催生中国出现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大潮。
第二，三中全会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与政治保证。
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难点，中国农村的建设也从历届三中全会所释放的新理念中汲取营养和动力，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以前，曾经普遍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必须坚持，而包产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坚决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蓬勃兴起，犹如星火燎原，势不可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全国农村建立的包产到户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随后，农村改革全面开展，势如破竹。
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