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扩大内需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点，过去几年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靠的是内需。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中国仍要靠扩大内需实现持续发展。对于如何挖掘内需的潜力，李克强反复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李克强任总理后首次考察就选择了素有“欧洲小镇”之称的江苏新桥镇，对该镇推行的“农业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镇区集中”的“三集中”表示了充分肯定，提出要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发展。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央城镇化会议召开，明确要求抓紧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
2014年3月17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发布。
推进城镇化需要统筹谋划布局。要考虑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空间均衡发展的要求，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进一步研究实行差别化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这方面，广东、江苏已出台“十二五”城镇化专项规划，特别强调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布局和对接联动。
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持续发挥城镇化效应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扩大内需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动力。既要扩大对外开放，又要扩大对内开放。外需我们自己决定不了，对内开放的潜力巨大。关起门来发展可能进入死胡同，开放才能发展一方、造福一方。中西部地区既要以开放促进发展，又要以开放带动改革。
增创新活力：稳中求进进中求好，提高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实现进中求好。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要看科技能否成功转化为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了由投资带动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这是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选择，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衰减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不可能继续支撑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切换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摆脱对物质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创新给企业和国家带来的效益究竟有多大？有经济学家比喻说，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艘大船，那投资拉动就好比是人力拉纤，创新驱动则好比是给大船装上了发动机。业界一般认为，投资拉动的产出比只有1：2左右，创新驱动则可以实现1：50以上。
促进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建设，把经济增长力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创新驱动、自主品牌创造上来。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突破，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叩响人类的大门。在创新驱动、科技进步上，政府应该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出政策，鼓励、激励创新；二是调节社会分配在产业上的合理布局，可以通过税收调节等手段使得科技成果和创新驱动具有巨大的利润提升空间和诱惑力，促使资本自动自发向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上转移。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13亿人口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当中遇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关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要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中国梦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对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普遍遇到的经济增长停滞或徘徊现象的描述。201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亚洲市场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危言耸听？跨越这一“陷阱”的概率有多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近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非易事。
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只有十几个，且绝大多数都是小国，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拉美的一些主要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今仍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已同拉美主要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从人均GDP看，继2012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6000美元后，2013年将进一步增长为6700多美元，站上新的起点上。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更大挑战。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外需、技术转移等原有增长动力持续减弱，而内需、技术创新等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难度明显增大；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大大强化，经济发展越来越受资源供给的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的制约，发展成本和代价在上升；三是以往高增长时期积累的一些矛盾，比如贫富差距等问题逐步显现，维护社会稳定的困难在加大。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化解各种挑战，重在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分析起来，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错失改革和经济转型良机是主因。对中国来讲，“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质上是对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如果对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发展做个概括，粗略地可以有三个版本的说法。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的30年，可看作是中国发展的1.0版和政治版；第二阶段是1979-2012年的30多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可视作中国发展的2.0版和经济版；从2012年起的未来30-40年，可视为中国发展的3.0版和民生版，而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将是这个升级版的主旋律。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强中国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的重大战略。应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创新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是现实的问题，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留下了巨大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在既有发展版本基础上，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版本，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高、活力和动力更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更好的3.0版本。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亟待绿色转身
2013年9月10日，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与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大约80%的中国城市未能在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能力建设方面达到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十二五”规划进入中期评估之际，这一数据着实让人震惊。
但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创造了连续20年GDP增长双位数的“世界奇迹”，但资源消耗的数字也很可观。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谢克昌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在2010年创造的GDP占世界的9.5%，与日本相当，但消耗的能源却是日本的5倍；中国能源消耗总量超过了美国，但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37%。资源相对不足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然而环顾四周，工农业生产中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粗放式经营仍不在少数。有人说，我们现在的GDP，是盗窃未来得来的财富。如果按照这种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低产出的模式走下去，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也难以承受。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一个“绿色”转身。
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2013年4月在《环球时报》
撰文指出，绿色经济将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中国发展1.0版的大多数时候，没有环境保护概念，即使参加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也一度认为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中国发展2.0版的中间时期有了可持续发展观念，但只是在弱可持续性的意义上推进发展，认为只要以人造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抵消人力资本的社会损失与自然资本的环境损失，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3.0版的绿色经济，则要求在“自然资本非减”的意义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诸大建指出，一些人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概念，强调中国发展3.0版的主要任务是人均GDP翻番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虽然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以拼资源拼环境的方式、以贫富差距拉大的代价，实现这样的目标，就不能算真正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应该是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降低贫富差距。
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绿色转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运用绿色经济中自然资本消耗规模要控制、资源分配要公平、资源生产率要提高的一般原理和量变关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倒逼经济模式转型。
首先要实行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自然资本实行总量控制，限制GDP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推行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特别是保证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通过市场机制把自然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目前，中国只强调效率政策，这远远不够。生态规模、公平分配、高效配置这三条政策要相互配合，形成系统，才能真正推动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直面绿色转型六大难题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发展模式的转换。很多人将绿色发展简单理解为“三低”，即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其实，这“三低”只代表了绿色或低碳，而不能完整代表绿色发展或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绿色和发展的叠加和有机统一，除了“三低”之外，还要有“三高”，即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或高碳汇。只有将“三低”与“三高”加在一起，才能完整体现绿色发展或低碳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推进绿色发展比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西方国家要困难得多。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的观点，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面临六大难点：
第一，当前所处发展阶段不利于绿色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意味着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环境保护压力比较大。
同时，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就属于加速阶段。
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转折的阶段，上半场是城市化加速阶段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是城市化加速阶段质的提高阶段。只有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后才能相对稳定下来，即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至少还有10多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未来10多年内，还要大量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因此，在工业化、城市化都快速推进阶段，推进绿色发展比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要难得多。
第二，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不利于绿色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是一个高碳结构，不利于推进绿色发展。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气、缺油”的国家，是全球主要的煤炭生产国。中国能源消费尤其处于“高碳”状态，化石能源占90%左右，其中煤炭约占68.7%，电力生产78%依靠燃煤发电。而煤炭恰恰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这样一种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为我们推进绿色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