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干部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强调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201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
按照《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此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另外《通知》还要求，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
同时，中央还强调，要注重考核发展思路、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考核坚持和完善前任正确发展思路、一张好蓝图抓到底的情况，把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等问题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同时，精简各类专项业务工作考核，取消名目繁多、导向不正确的考核，防止考核过多过滥、“一票否决”泛化和基层迎考迎评负担沉重的现象。
所有这些要求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将告别“唯GDP论”，彻底摒弃以资源的高消耗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以牺牲生存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寻求一时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着名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良好的经济增长一个好的特性是表现在可持续性，包括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唯GDP论”、GDP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这种发展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唯GDP”理论的根源是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模式。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以近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就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人誉为“增长的奇迹”。初期发展我们既没有自然资源禀赋，又没有良好产权保护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着名经济学家周黎安认为，这种“非常规”增长的激励是源于晋升锦标赛。在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模式下，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相挂钩，GDP的增长成为度量他们政绩的重要指标，GDP上去了才有升迁机会。他们竭尽所能直接或间接推动投资，不惜代价招商引资、上项目、建新城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的发展热情更是倾向于关心自身的仕途，因为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地方经济绩效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使得地方官员置身于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之下。当然，这种激励方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扭曲的作用，在晋升锦标赛价值导向下，出现了“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的GDP主义，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寻求经济增长，也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举步维艰。
重新树立科学的政绩评估体系，增环保生态权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官员的政绩考核应该多元化，并将GDP的权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官员考核中将大幅增加环境保护的权重，更加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些都彰显了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落实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总布局。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镉大米没有了，雾霾不再笼罩北京了，癌症村消失了，PM2.5降低了，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期望。这都需要地方官员从摈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唯GDP论”做起，树立科学发展观，倡导绿色GDP发展，不再以GDP论英雄，中国发展定当走上可持续的康庄大道。
除了破除唯GDP选干部外，还要破除唯“岁数”“票数”“分数”“数字”的问题。
2013年7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央党校教授李俊伟的《干部选用不能唯“岁数”“票数”“分数”“数字”》一文指出，习近平同志日前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不同角度，深刻阐述了干部选用和评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律。尤其是对于干部选用和评价工作中不能一味只讲年龄不讲经历，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不能简单以考试分数一锤定音。总结起来，干部选用不能简单地唯“岁数”“票数”“分数”“数字”，而是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的观点、做法和制度体制。
选用干部既要坚持全面论，也要坚持重点论。所谓全面论，就是坚持“德、能、勤、绩、廉”的全面考核，更加注重德才兼备；与之相反的是片面论，表现在对干部选用评价上，要么对干部行为“一俊遮百丑”，要么只看一点不及其余。所谓重点论就是在干部选用过程中坚持实际业绩为主、以德为先的原则；与之相反的是平衡论，表现在干部选用和评价上就是不分主次，走入吹毛求疵的极端，这就难以选用真正有才、有识的干部和人才。坚持重点论和全面论结合，就是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就是在干部选用中，既注重票数也注重政绩，既注重经验也注重品德；干部考核工作中，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不把GDP作为单一标准，而是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既要遵循制度，也要有所创新。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制度具有权威性；制度本身的事后性，也决定了制度需要创新和发展。在制度安排和制度供给中，既要为特殊地区和特殊岗位选用人才，也要考虑人才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同时还要考虑，技术性领导岗位和政治性领导岗位选择的区别性。选用方式和评价方式要有一致性，要体现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当前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就是习近平同志要求的，要坚持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即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
既要科学设计、遵循规律，也要合理有效、注重实际。干部选用既要遵循干部成长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干部教育管理的一般规律。干部需要基层经验，但经验必须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遵循规律，就能够选贤任能、用当其时；违背规律，就会出现突击提拔，就是拔苗助长，或者出现论资排辈、老气横秋。选评干部注重工作实践，这样的干部就能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就是组织满意和群众欢迎的，而单一型的干部达不到这样的基本要求，“火箭提拔”“萝卜招聘”既不合理也无绩效。
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领导干部在论资排辈的氛围中艰难成长，在所学非所用的单位中受到压制，于公于私都是人才的浪费。所以，探索和总结干部成长规律，就是让干部选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党政干部岗位的基本要求，符合人才和干部的选、用、育、留的相互支撑，符合组织管理的一般要求等。
既要着眼当前的现实评价也要着眼未来的历史评价。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干部行为，既要立足当前以调动工作积极性，更要着眼未来以经得起实践检验。从组织建设的有效性而言，慵懒散漫和得过且过的干部得不到调整，年轻有为、群众欢迎的干部得不到重用，是干部资源的最大浪费，也是社会发展最不经济的行为。因此，干部评价的系统性，要求对干部个人能力、组织培育、社会评价进行综合优化，其结果就是进一步确立干部评价的最高准则：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的检验。
既要注重干部选用的制度建设，也要推进用人风气的整体优化。传统社会治理要求“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要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干部工作公开，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确保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风清气正。就干部的选拔任用来说，要处理好纯洁党风与优化民风的关系。官风正则民风淳，有了组织规则的公平纯洁，社会环境的优化才有基础和前提。同样，让人民群众成为干部选用监督的主力，让社会舆论成为判断领导干部行为好坏的风向标，不良之风就不会生成蔓延。干部选拔任用坚持公平、公正的阳光原则，这种好的风气和做法就会逐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假以时日就会蔚然成风，以党内风气的纯正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就指日可待。
完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但是，要真正跳出以GDP论英雄的惯性思维，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GDP？一是其可以给官员带来升职，二是便于操作“见效快”。比如教育、环保，投入效果一两年显现不出来；GDP则不一样，拉来一个100亿元的项目，效果立竿见影。
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考核体系进行调整。如果降低GDP权重，那么降多少？其他指标怎么量化？教育、医疗、环保等分配比重怎么设定？这些都需科学测算。另外，中国考核一直强调GDP，是政府的利益结构决定的，有了GDP，才有财税、就业，未来考核如果不追求GDP，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各级政府的利益基础要与GDP适度脱钩，要对地方政府的责任界限梳理和划分，明确财权与事权，否则不可能调整到位。在弱化GDP时，对地方干部考核手段更多元一些，改变当前地方政府过于干预生产、破坏环境、加速能源消耗，以实现简单就业的现状。
跳出以GDP论英雄的惯性思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针对不同地区和层级设立更具特色的新的考核指标体系。至少就各省的总体考核来说，国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否则就会比较乱，缺乏标准。同时在具体设置中，可根据各地特点，对每个领域的考核权重做出一定区别。如像北京等大城市，环境保护的指标考核就应当重一些；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的指标则可以侧重一些。如此一来有的放矢，让指标更加科学。当然，各个地方因地制宜设定不同的考核标准，是一个相对的改进。从各省的功能看，有粮食主产区、工业核心区、生态保护区等，其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如果千篇一律的考核，毫无疑问大家就会追求GDP，必然导致出现忽略环境、忽略资源消耗、忽略宜居等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已经走过高速扩张、高速发展的时期，调整考核指标事不宜迟。
另外，建立新的考核指标体系，还要解决如何对“新官不理旧账”进行考核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前新官不理旧账和吃子孙饭的问题，在全国很多城市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现有的干部考核体制，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并不一定有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比如一些省市引进重污染项目，尽管毁坏了环境，公众反对声音很大，但这个项目可以推动GDP，增加税收，最终还是得以实施。为此不少官员因为GDP增速上去了，还得到提拔。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发展，轻环保、轻社会综合发展的一种通病，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同时，由于官员的任期制度，很多官员上任后只顾眼前利益，搞一些短平快、但不可持续的项目；或者通过卖地、举债等，其中地方债的考核以前没纳入过政绩考核。现在中央已经做出重要的改进，一方面说明地方债问题已经很严重，不得不重视；同时也说明需要规范，当前地方发债势不可挡，很容易出问题。
接下来，将政府负债纳入政绩考核，中央还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基层政府财权事权统一。通过加强政府债务考核，缓解当前地方政府滥发债的局面，防止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切实做到有效对官员进行考核的重心，就是要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作用，让地方人大在政府的预算管理等方面发挥切实的作用。如果人大的监督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政府的很多考核都是空谈。
按照“五条标准”把好干部合理使用起来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省区市陆续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好干部“五条标准”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做出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