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他还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施政透明度越来越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始终处在全社会高度关注之下；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深入推进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善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成为各级党委组织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陆续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做出部署。
当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五大突出问题
选人用人问题历来是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对于国运兴衰而言，选人用人不是参考因素，而是决定要件；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选人用人不是一般职责，而是首要职责。但目前一些地方在选人用人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影响了选人用人的实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票取人：滋生拉票或当“老好人”的不良风气
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是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旨在改变过往“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从近些年来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这项改革措施起到了较好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单位过度依赖票数、唯票取人，致使那些因拉票或当“老好人”而得票高的人得到提拔重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干部拉票或当“老好人”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拉票行为花样百出、屡禁不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近年来，这样的反面案例时有发生。
2009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政府原秘书长李维群在得知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即将到齐齐哈尔市进行地厅级后备干部推荐考察工作的消息后，先后分3轮给180多名领导干部群发手机短信进行拉票，发短信达410多条。拉票问题被举报后，他弄虚作假，搞小动作，对抗组织调查，企图蒙混过关。经查核，齐齐哈尔市委取消了李维群的副厅级后备干部考察人选资格，并免去其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职务。
无独有偶，2011年1月中旬山西省两会召开前夕及人代会期间，时任太原市市长的张某对自己未被列为副省长候选人不满。在张的直接影响下，市政府副秘书长崔某根据张给其提供的省人代会部分代表电话号码，匿名向数十名代表发送了干扰选举的手机短信。山西省委发现后，迅速组织调查，免去了张某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之后，山西省委给予张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省委还责成太原市委对崔某做出了严肃处理。“在实际操作时，票数高低的确会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产生很大的影响，除非查实确有拉票等违规行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中心副主任刘旭涛教授表示，一方面，这会“鼓励”一些人平时注意“涵养”票源甚至关键时候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也会让一些党员、群众在投票时不愿得罪人，充当老好人。
唯分定人：客观上造就了一批“考试专业户”，易助长干部队伍的浮躁情绪
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党政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竞争上岗。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到2011年，全国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干部有32.8万人，较5年前增长56.2％。2011年各省区市通过竞争性选拔的厅处级干部，占提拔干部总数的30.7％，中央部委办达到46％。实行竞争性选拔的初衷是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也确实有一大批优秀干部在这种机制下脱颖而出，但不可忽视的是，竞争性选拔并非十全十美。如果在选拔干部时“唯分定人”，搞成“选秀”“作秀”，就可能把社会注意力过多地吸引到干部选任上，既伤了那些有实绩、有能力的干部的心，也容易助长干部队伍的浮躁情绪。
现实中，“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方式”被一些地方和单位片面地理解为通过考试“以分取人”。而这样的考试又容易侧重于知识而不是能力，而且将笔试成绩作为第一道关卡，这就让那些善考不善干的人占了先，选拔出来的人不少“高分低能”，客观上造就了一批“考试专业户”。
2012年9月，青海省委组织部对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拟任人选任前公示，庞任平拟任青海省金融办副主任。随后，有网友在检索后发现，这个庞任平堪称“最牛公考专业户”，8年内9次报名参加公选，其中8次入围面试等后期阶段，仅网上公开可搜到的公考成绩有：2012年5月，报考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位，第一名进入面试；2011年5月，报考广东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总经济师职位，第二名列入考察对象；2009年8月，报考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职位，第二名进入面试，考察；2008年报考海南省公开选聘省属企业领导人员，进入面试……“考试专业户”现象的出现，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考试，凡考必中，却不愿安心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太久？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光凭考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合适某个岗位并不科学。
唯年龄论：为年轻化而年轻化，“一刀切”现象普遍
近年来，有些地方对干部年轻化在理解上存在偏差。把干部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以致出现“为了年轻而年轻，为了提拔而提拔”的局面。
为了完成配备年轻干部的任务，有些地方更是在年龄上“一刀切”，而疏于对才能德行的严格考量。“干部年轻化的核心与前提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把干部年轻化理解为年龄‘一刀切’，是对中央用人原则和方针的一种误读。”
当前在有的地方、单位对干部年轻化出现了机械理解、矫枉过正的倾向，选人用人时简单以年龄画线，不良影响已经产生：
其一，造成选人用人标准降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简单追求年轻化，拔苗助长地提拔年轻干部，有的甚至放松了基本的标准和规矩。机械地理解年轻化，把一些业务素质不太强、履职经历和岗位历练不太够，能力经验也不够足的年轻干部，在选拔任用程序不严格的情况下硬提拔起来。
其二，导致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难于安心做事，乃至未老先衰“度日子”。“有的地方和部门在干部提拔上以年龄为杠杆，级级设限、层层递减，以年龄为标准提拔的‘天花板’隐性存在。这就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一种印象：到了一定岁数未提拔到一定级别，就觉得自己前途无望了。”辛鸣谈道，比如说，30多岁还没当上县处长，40多岁还没当上厅局长，有的同志就会灰心丧气，乃至怨这怨那，好一点的是放松努力度日子，不好一点的是耍脾气、撂挑子、混日子。而周围的人也会说这说那，猜这猜那，无事生非，闲言碎语不断，让这些干部心生烦恼，无心甚至无法干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说过了什么岁数就不能提拔为什么干部。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这已经成为一种‘天花板’。”
其三，导致了“急功近利”情绪的产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说，“少数干部总算着年龄‘坎坎’，就可能容易急功近利，做一些‘短平快’出政绩的事情，甚至出现‘一年出成绩的事大干，两年出成绩的事小干，三年才可能出成绩的事不干’的现象。因为，如果坚持做打基础、看长远的事情，短时间不出效果，过了一定年龄，就只能‘过点儿’了。这种年龄框框带来的心理扭曲和恐慌在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
“火箭提拔”：频因“破格”而“出格”激发社会不公平感
近年来，一些地方以“破格选人用人”、加快干部年轻化为借口，违规安排领导干部子女晋升，被媒体称为“火箭提拔”，频频引发社会争议。特别是2013年上半年，此类事件一度特别集中，成为舆情焦点。
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广东揭阳27岁副县长汪中咏、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王卿等，都是进入公众视野的火箭提拔的“典型人物”。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干部选拔制度中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很容易被钻空子。对于一些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来说，他们熟悉规则，容易知道空子在哪里，指点和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此外，如果亲属是官员，对于“火箭提拔”肯定会起到一些助推作用。
竹立家认为，“爹妈是官”即使不主动去做“燃料”，也会在客观上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专家指出，对“火箭提拔”的质疑，深层次折射出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当前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
如果草根阶层上升通道越来越不畅，必然会加剧对“破格提拔”的焦虑感。“有些地方的年轻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鲁照旺认为，“在这样不透明的环境中，平民中的一些实力人才，因为没关系、没背景就得不到合适的上升流动和空间。其后果是，社会流动将会更艰难，对没有背景的公务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易激起社会的‘仇官心理’。”
“空降”干部越来越多：挤压基层干部升迁空间引发抱怨
近年来，“京官下派”与“土官上调”成为媒体高频词。随着这种方式成为“时尚”，一些县级党委、政府甚至也开始向中央看齐，实行干部“空降”，把乡镇原本由本级党委、政府推荐的领导岗位占住，挤掉了基层干部晋升空间。各级干部合理有序地流动，能更有效地防止散漫慵懒、得过且过、贪污腐败等行为，更好地激发各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但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基层领导“空降”过多的现象，而基层干部往上提拔的渠道未能拓宽。这已成为基层干部抱怨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空降”干部的能力和管理面临挑战。以往中央后备干部到地方进行挂职锻炼，一般都是任虚职。而现在任实职、一把手的越来越多，对于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特别是他们能不能在空降地扎根干下去，是百姓关注的焦点。对于那些直接下派的领导干部们来说，如果没有扎根基层的思想，工作中急功近利，恨不得马上干出点政绩，这必然导致短期行为、面子工程等出现。同时，“空降”干部大多有返回的时候，但是现在并未出台相关政策。而如果没有制度规定，人性化的关照不全面，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也会制造一些新的国内“裸官”，或者说走读干部。另一方面，由于“空降”干部挤掉了基层干部一部分晋升空间，挫伤了一部分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的上进心，一些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工作热情受挫，甚至不配合“空降”干部的工作，影响了地方的团结发展。“干部交流，浪费汽油；工作较少，多在路途；人还不识，就得举手；讲话难懂，听话对牛；情况没熟，脚底抹油；如此制度，何日是头。”这则基层干部编的顺口溜就反映了一些基层干部对“空降”干部的不满情绪。
新时期破解干部选拔：告别GDP排名
破除唯GDP选干部
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0年，这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迅速登上了各大报刊媒体的头条，GDP这个词也借此在中国民众之间火了一把。它成了宏观经济中最耀眼的指标，每次在新闻、报刊、网站上的出现都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傲气，叫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
时间再往后推，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GDP含金量”排名出炉了。“含金量”这三个字的出现可谓一种进步，人们发现GDP这个单薄的数字无法涵盖中国复杂的发展状况，在医疗、教育、财富分配等诸多领域中国所存在的弱势并没有因为一个漂亮的数字而有质的改变。因此，它促使中国人对GDP有了一个更为理性的思考。
世易时移。当对GDP的狂热重归于理智，“唯GDP论英雄”这样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就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比如南京市市长季建业的仕途“滑铁卢”。他曾因大拆大建、改造扬州而广受赞誉、获致升迁，却也因大拆大建、改造南京而深受批判以致落马。忽视科学规划，过分追求政绩，建也GDP、拆也GDP。GDP数字上去了，但并没有创造多少民生，“季拆拆”的两段“城建史”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他试图大兴土木来为自己仕途加分的做法在今天这个冷静而理性的社会中碰了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