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其眼中的人都是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而存在的。他眼中的世界是物质的，他心目中的人就是物质的；他眼中的世界是精神的，他心目中的人就是精神的；他眼中的世界是上帝的产物，他心目中的人就是上帝之子。实际上，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与那种关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刚好相反，对于哲学家而言都是先有人，然后才有人的世界。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用看人的方式去看他的世界、他的对象。所以，他眼中的人是什么，他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什么。他心目中的人是物质的，他眼中的世界就是物质的；他心目中的人是精神的，他眼中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他心目中的人是上帝之子，他眼中的世界就是上帝的产物。其实，无论何种本质世界都不过是人的世界，无论你对世界的本质作出什么样的回答，都不过是对人的本质作出了同样的回答。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既不是上帝之子，也不是“自我意识的人”，亦不是抽象的自然人，而是“现实的人”，因此，要真正理解现实的人，就得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规定问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系统地正确地阐释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和马克思唯物史观。
§§§第一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
一、哲学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界定
弗洛姆言道：“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全部概念乃是建立在凡是人都具有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其实，哲学研究只要涉及人，自然就会遭遇人的本质问题，只是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罢了。
通常，人们认为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特性。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人的本质是先天的，神用金、银和铜、铁制造了三种性质的人，金质的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银质的人成了武士，铁质的人成了生产者。三种人就是三个等级，互不越位，各司其职，社会就正义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似乎是从人的社会性来规定人性的，其实，政治动物只是属于自由人，而奴隶则在他的视野之外。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认为人是机器。黑格尔把精神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自我意识等于人。尽管黑格尔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是运用辩证运动的方法去认识了人的本质，即他是在事物的运动中理解了事物本身。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本身”，但他把这个人的本质最终归结为理性、友情和爱。
林剑教授对西方人学理论研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总结：“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学理论诞生之前，如果从有关人的思索与认识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上看，西方人学理论发展史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提问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什么’到‘人是什么’两个阶段；从回答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人’到‘人是某物’两个阶段。”林剑：《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第18—22页。
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存在唯心主义的理解，二是思维方法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为：唯心主义主要采用抽象的方法去理解人，旧唯物主义采用直观的方法去理解人，因而在人的问题上照样陷入唯心主义。无论是“这物是什么”还是“人是什么”的提问方法，最终都免不了要么是抽象思辨的方法，要么是直观的方法去认识人。另一个问题是：哲学家们基本都是用比较差异法得出人的本质结论来的，但随着人无限发展下去，人与动物的差异也在无限地进行下去，因此，将永远无法把握人的真正本质。既然他们都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的本质，那么科学解释人的本质这个任务就由马克思来完成。
二、人的本质是劳动
马克思一直坚信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对于什么是自由的人，马克思的理解经历了从理性自由人、政治自由人、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人到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即劳动的人的过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自由是指理性自由或自我意识的自由。可以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是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马克思指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自动偏斜说”的深刻意义，说明了伊壁鸠鲁的哲学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并宣称只有人的自我意识才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但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与黑格尔分子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马克思毅然投身到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政治自由的政治斗争之中。1842年时马克思非常强调出版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页。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既谴责了诸侯贵族对出版自由的敌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此时，马克思追求的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精神自由，并寄希望于通过建立普遍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的自由。但普遍的法律规范不过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而已，理性的普遍性而已。可以说在马克思没有接触到政治经济学、物质利益问题之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对自我意识、对人的自由的理解并没有超越黑格尔，甚至就是黑格尔式的，这种人的自由要么是精神自由意义上的，要么是政治自由意义上的，而且具有形而上学性质。
到了1843年10—12月期间，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理解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层面。在讨论犹太人问题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认为人的真正自由不是理性自由，也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经济自由。马克思研究认识到仅把人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政治解放并不是向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只有把人从金钱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向人的本质回归。这也表明马克思开始从现实生活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用费尔巴哈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尽管马克思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真正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宗教的本质，批判他非历史的、静止的立场，批判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本质”，即一种抽象、非现实的爱的普遍性；又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之类的术语，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立场是有原则的区别。可以说，理论批判一接触物质利益、一接触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此时的马克思就与费尔巴哈就有质的差别，只是这一点连马克思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罢了。如果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采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生活”类本质等术语关于“类”概念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使用过，所以不能说早期的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异质的。高清海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们大多是用认识物的方法即“物种规定”方法来认识人自身。这种方法把活生生的人物化、抽象化。“物种规定”最根本的特点是“前定本质”，也就是纯自然本质。所以人只能按照人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要从人的生存方式来认识人自身。这样才能摒弃物种意识取而代之为“实践意识”来认识人自身。在实践基础上运用“类”范畴来理解的人的本质就不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而是一种具体性的、现实的、生成性的人性论（参见高清海著《哲学的奥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不能因为费尔巴哈用了类概念，马克思就不能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这个词形式本身，而在于概念本身所要表达的真实内涵。否则，我们有可能连“人”这个概念也不能用了，该有多少错误的“人”的概念存在和被广泛运用。其实，马克思所讲的“类”，我们应该从实践活动的角度去理解，除此之外，都会歪曲马克思的真实意思。正是在劳动、实践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的活动理解为类生活、类活动。这与那种内涵主要是“物种”之义的类概念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的概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认为马克思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恐怕是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或是有意歪曲马克思。
马克思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重要观点。他是这样解释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亦称为生产活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反对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反对是无效的，是对这里的马克思存在着重大的误解所致。
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主要采用费尔巴哈式的术语——如“类”、“类特性”、“类本质”等，而且还对费尔巴哈大加赞扬，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思想也被人们注入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元素。第二个原因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冠之以费尔巴哈的名义。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几个重要著作或手稿进行的理论价值定位不当所致。通常人们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超越了费尔巴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正式确立了唯物史观。这样一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可想而知的。误读误解的后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唯物史观元素则因此被遮蔽了。持此看法的不完全是西方学者，国内学界也不乏其人。例如，有人以为“人的类本质被确定为理想化的劳动”，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代译序）》，第18页，载于［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部手稿至今仍被认为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无论怎么样，都不过是“早期的马克思”尔耳！从而成就了“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之名。
消除和避免误解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还是唯物史观？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起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是不自觉地按照唯物史观的思路和逻辑来分析问题的。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唯物史观，而不可能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而已，只是唯物史观的轮廓不清晰而已（当属于唯物史观的萌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确立了与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人不同的现实人的观点，这是不容置疑的。可见，劳动的观点是从现实人的活动中分析出来的，而不是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方法抽象出来的。
持上述观点的人窃以为马克思预设了人的本质。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既然人的异化产生历史和人，那么这一异化就意味着有一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确定的本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1页。其实阿尔都塞误解了马克思。黑格尔的异化是一种带有否定辩证法的性质，这样历史变成了自我意识的运动，也就是抽象劳动即精神劳动自己进行了一种辩证运动。而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他的异化概念显然不同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揭示了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对象性的东西本来归属于它的主体，应该成为人的本质力量表征的东西，结果反而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东西，使人丧失了他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异化现象。在马克思那里，不是异化产生了历史和人，而是对象化的活动即劳动产生了历史和人，相反，异化只是人们的一定历史阶段上才出现的现象，不是永恒的，而劳动则是人的永恒的生存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两种方法：其一，马克思采用的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的思维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对象化的产品不但不为劳动者所拥有支配，反而成为异己的、支配劳动者的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这表明劳动产品和人相异化，这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自然得追问为什么会有此结果，是因为生产活动同人相异化了，生产活动已经不属于劳动者的活动，而是属于非工人（即资本家）的。紧接着，马克思就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分析出生产活动这种劳动是产生生命的活动，是人的类生活，即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本是人的存在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了，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因此，与其说异化劳动是从人的劳动本质的预设中得出来的结论，不如说人的劳动本质是从分析异化劳动的过程中发现的结果。
其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客观地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黑格尔采取与直观方式相反的辩证运动方式理解了人。1844年11月，马克思在《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中对黑格尔的方法给予了肯定：“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做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做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为真正把握事物本质提供了方法，黑格尔的方法是把“活动”即是事物的运动看做是事物的本质，必须在事物的辩证运动中才能理解这个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