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军，是法家法治思想在军事建设上的突出表现。
《管子》主张以刑、赏治军，做到令行禁止。认为治理军队最首要的就是法令。没有号令，就不能指挥下级；没有刑罚，就不能威慑兵众；没有禄赏，就不能激励大众。行刑用赏，必须分明。赏罚如无信用，士兵就不会为气节而死。因此，不能滥赏亲近者和尊贵者，不能忘记关系疏远者和卑贱者的功劳。《管子》还强调把法令精神贯穿到军事训练中去，要求将士慎重地执行各种号令，熟知各种旗帜的用遮，娴于各种器械，心与眼、耳、足、手训练如一，对金、鼓、旗各自的号令作用区分严格。
《商君书》也主张用重刑厚赏治军：通过重赏使人民战而忘死，通过重刑使人们畏而避之，以此造成“乐战”的社会风气。赏赐在前，斧钺在后，战士前仆后继而战，军队就无敌于天下。具体而言，厚赏就是把利禄、官爵的赐予集中到战功方面，重刑就是从卿相到平民凡违令犯法者一律严惩。《商君书》主张在军中推行连坐之制，军中五人编成一伍，用徽章加以区别，用军令加以约束。这种制度还扩展到乡里，人触犯军令遭处死，家中父兄妻子也连坐处死。《商君书》中的这些主张，以“民弱国强”为指导思想，认为人民老实守法国家才能富强，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这是应当扬弃的。
《韩非子》以不务德而务法为治军的基本精神，也强调重刑厚赏。主张用法令教化士兵，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主张以官吏为老师，以斩首杀敌为勇敢。主张依法令程序选拔将领，猛将一定要从基层队伍中拔擢。将官要经过逐级考核、渐至高位。考核的办法，一方面看其实践经验，一方面验证其智慧能力，反对只看军功和以钱谷买官。主张将领以赏罚驭下，反对将帅亲冒矢石、身先士卒。《韩非子》的治军思想有高于《管子》《商君书》之处，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