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权与学、钱与学紧密结合与交换，即所谓“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前些年，无须进行入学考试的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仅北京大学一家，2000年8—9月开学的课程班就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心理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城市与环境学系）、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院）等10多个，同时还设有近20个短期的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此外，北京大学还在重庆、太原、广州等地设有研究生课程班。这种研究生班造成“公款上学”的空前繁荣，有的单位甚至规定，处级干部可以上研究生课程班，一般干部只能“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学习时间、报销全部或部分学费等。已有专家对这种培训方式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凭较短时间的面授，而没有付出比全日制研究生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就认为已达到研究生同等学历，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对不合格产品的精美包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舞弊或变相舞弊行为。一些官员几乎不需要怎么上学，请人代写论文而获得学位。与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的假文凭泛滥相比，这种真文凭中的虚假成分更不易辨识，比街头小贩兜售的假文凭的危害更大。它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风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度下降，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假文凭之所以会泛滥，这与社会存在肥沃土壤有关。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总是约定俗成地以“学历高低”来制定一个人是否“有知”、“有文化”。无论是就业，还是升迁，学历永远是一道坎。如何获得一个“高学历”，不权关系到身份地位问题，甚至关系前途和命运。只要现实社会中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文凭”作为敲门砖、垫脚石，成子知识和能力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志；只要整个社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才观，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依然“唯学历论”而不是注重真才实学，那么假文凭泛滥就得不到遏制。
（二）“仕而优则学”流行于中国官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有灿若群星的科学家，有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精品，更有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为什么近现代科技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急剧地从先进变成落后？原因与“仕而优则学”的官员们把持国家教学科研部门不无关系。
1.在职读研弊病多
近些年来，中国学场、官场出现了学术权利市场化，博士学位泛滥化的情况，官场学历也出现了虚假的情况。
由于官方对干部“知识化”要求的提高，一些县处级以上、包括不少副部级以上高干用所谓的“在职读研”方式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官员连正规大学都没上过，也直接拿到博士学位。这不仅是权力不受约束和腐败的例证，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耻辱。众所周知，即使对一个全日制学习的博士生来说，要拿博士学位也很困难：不仅要通过外语（包括第二外语）等各科考试，撰写毕业论文更是费时费力。而一些官员在官位上以“在职读研”形式就轻松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这类学历可信度低，不应作为衡量官员知识水平和提拔任用的参考。
大凡博士，多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进行科学发明创造的人。官员在职读研，一心二用，既要兼顾工作，又要拿出相当精力完成学业，势必分心，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学业，结果是两头兼顾，两头亏空，不值得提倡。
2.两院院士八成官员受质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2009年新增选的院士中，现任官员的比例居然超过80%，再度引发舆论对“仕而优则学”现象的质疑。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有八成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都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而且还是个台湾人。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顾海兵认为，“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根据顾海兵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简称两院院士）代表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地位和荣誉。1994年至今，中国先后有两千多名科学家、技术专家当选中国两院院士。随着这些年“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一些人通过做学问当官后，又开始琢磨如何为自己争一顶“院士”桂冠，来一个“仕而优则学”。虽然这些年两院院士人数猛增，一片繁荣，但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高速增长的情况不同，中国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呈现负增长态势。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意味着将产生一批新的院士。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5位新院士，其中就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包括建设部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顾海兵说：“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毫无疑问为高官和企业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门。”
中国网则发表署名文章说，官员当院士本不该成为问题，只要他们确实在科研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符合院士选拔标准，可以当选院士。但关键是，这些人的成就是否为个人成果，他们竞逐院士是不是以公正、公平的方式进行。文章说，4年前，有媒体曾对官员身份的院士提名入围者做过抽样调查，结果发现，80%以上的官员的重要成就与奖项，是在其就任相关领导职位后获得的。按照常理，拥有行政实职的官员即使很想搞科研，但繁冗的政务工作也会让其分身乏术。然而有的人却在做官之后，学术成果非但未减，反而还直线上升，并因此具备了竞选院士的条件。这些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官员院士”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进可为官、退可治学的全能型人才，而是一些官员利用权力硬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无耻行径。例如，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后交代，其在参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的过程中，耗费巨大、贿选数额十分惊人。张曙光的参选经历充分向我们展现了权变钱、钱变院士桂冠、院士桂冠又成为争权夺利助力的畸形怪圈。
2015年，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又启动了。为避免“仕而优则学”的“官本位”，此次两院院士增选，两院均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条规定正是为了避免以上怪现象，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措施。近些年来，院士评选越来越世俗化了。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就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现在的院士选举推荐有三个层面，一是院士推荐，二是科协推荐，三是各级政府推荐。各部委、省级政府、各大企业和团体均有资格推荐候选人。实际上，推选过程出现了一种按行政级别来推荐的怪现象。可见，一道推荐的坎横亘在众多不善交际的科学怪才面前，院士称号比拼的不仅仅是学术。可以预见的是，当荣誉和权力紧密挂钩，非学术性因素过多，制度必然被异化。因此，国内的院士评选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让院士称号回归。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今后中国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靠人才。
四、中国式教育需要反思
如今，强调社会生活、社会需要和社会效用的功利取向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功利教育在使学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使教育成为潜在的产生效益“产业”的同时，也陷入了过度化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表现为：现代教育已渐渐演变为一种训练，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或工具；课程的功利性弱化了对人性的关怀，使“课程”这一客体原则取代了“人”的主体原则，人转为了客体，目的转为了手段，人********了。
（一）功利性应试教育的悲哀
1.当代中国教育的功利化
在祖国的神州大地上，教育本应是人类智慧种子的一片光明沃土，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它构成了人们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在那里，富有灵性的智慧种子因功利教育而导致走向贫弱的、濒临摧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