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助长了“中国式”人才浪费。事实证明，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对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带来的杀伤力不容忽视。现在，“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影响很大，在研究所和大学，优秀青年研究人员都想当所长、校长，在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去做了行政工作，这是在用磨灭科学家的方法造就管理家，是中国人才的严重浪费。这让人想起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一段诤言。他说，中国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学而优则仕”，中国一些优秀人才都去做官，企业里有些好的人才也做不长，做了一段时间到政府去当科长、处长、局长，甚至市长。美国文化则相反，他们是“学而优则商”，大部分优秀人才都在企业。现在中国世界级企业不多，深层原因是人才政策有问题。李光耀的话击中要害。
第三，人才结构不尽合理，青黄不接现象还比较突出。人才资源结构包括人才资源中的学历结构、能级结构、年龄结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促进了人才资源结构的优化。科技人才断层现象基本得到解决，但分布和结构不够平衡，尤其是企业缺乏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失衡，区域人才分布不平衡问题严重。从素质结构上看，我国中低级人才比例较大，高级别、复合型人才短缺，特别是高新技术、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如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信息技术人才的总体结构分布却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极不合理的“橄榄形”分布，即软件“高端人才”（系统分析师、项目经理等）和“低端人才”（软件编码人才）严重短缺，这种人才结构配备比例的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从行业分布看，我国人才主要聚集在国有部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非国有部门、企业人才不足。从区域结构看，东部、中部地区人才多，西部地区人才少。另外，从年龄层次上看，中高级技能人才老化现象严重，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缺乏程度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高级技工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奇缺的关键性人才之一。
2.科技情报保密不力
当前，科学技术情报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焦点，科技情报的窃取和反窃取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秘密的泄露将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失，有时甚至是不可挽回的。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泄漏科技秘密的事件，我国也曾多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当前的问题主要有：对科技保密认识模糊，保密观念薄弱；科技保密有效管理机制尚待健全；科技保密体系不健全，保密机构职能有待发挥；国家科技保密工作的重点不突出；科技人员流动无序，保密法律约束力不强。
当前，随着计算机普遍地应用到各个领域，窃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日益尖锐且愈发带有高科技抗衡的特点，信息安全防护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科技保密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科技定密不准、公共网络中科技信息泄密严重、对外科技交流保密管理滞后、科技涉密人员管理不善等，阻碍了我国科技保密管理的发展，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与利益、市场经济安全与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和影响。为顺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科技保密管理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科技保密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定密管理、公共网络保密管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管理以及涉密人员管理。同时，要逐步转变科技管理部门、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等公共部门的保密管理职能，更加强化保密工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三）科技环境安全处于不利态势
国家科技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对科技安全的态势有着重要的影响。科技发展的内部环境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环境，包括学术交流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料、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科技工作者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指国家和社会为科技发展创造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优良、能够提供有力的保障、研究开发项目的成本较低；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科技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完善有效；市场运行机制良好，能够为新产品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有力的支持；政府对科技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倾斜等。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科技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了良好的科技环境，吸引了大批的人才。
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尽管我国已经加入WTO，但是出于国家之间竞争的需要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某些发达国家仍然把我国作为“假想敌”，对我国实行技术遏制，限制我国以技术手段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在政府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我国实行技术遏制，当前比较突出的是发达国家以技术专利垄断市场和技术标准优势加强技术壁垒。譬如美国思科公司于2003年1月23日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华为的美国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其实质是美方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行跨国公司垄断经营之实。其目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其科技优势地位，维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把我国视为“假想敌”，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遏制，力图压制我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这对我国科技安全形成了直接的现实威胁。
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与遏制，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已开发技术的生命周期，防止技术及技术应用扩散，从中开发出最大程度的利润额，在向我国实行技术转移时总是采取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跨国公司在强占我国市场的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形成威胁。例如，近年来美国提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对中国30年领先的目标，为此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包括军用装备，也涵盖生物制药、卫星通讯、电脑芯片等三大民用领域；欧盟对华军事技术限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家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20年以上。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优势推行霸权，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长期威胁。科技实力、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科技安全的基础和核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竞争力有了一定的提高，2006年我国科技竞争国际排名有所上升。但是，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水平还比较低，中国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科研开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能彻底摆脱产业技术水平和高技术实力落后的局面，这在根本上影响了我国科技安全。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地位不断加强其原本就具有的科技优势，并以此推行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危及了我国的科技安全，决定了我国科技安全长期不利态势。例如，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发达国家利用科技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制度；利用信息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培训全球最强大的信息化军队，精心研究开发信息战高新技术，制定扩张型信息战略战术；此外，我国还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
三、“仕而优则学”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生产拥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其发展变化史无前例，但精神生产相对来说“发育不良”。对于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行政支配和垄断之中，并且从行政本位延伸到学术研究的“官本位”。在这种背景下，“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在当代中国又有了新的翻版，从官本位派生出的定量化管理，发酵成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严重弊端。
（一）“仕而优则学”在中国日益泛滥
人们对《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都耳熟能详，但这话还有半句是“仕而优则学”，就是说一个人要想从政做事，不仅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且走马上任后更要坚持读书学习，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本来是对做官的一种内在要求，但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则完全不是这种含义，而是一旦当上了官，有个一官半职，就要利用党和人民赋予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更高的学位头衔，导致当今中国官场上“仕而优则学”相当普遍。
1.权力为“仕而优则学”开方便之门
“仕而优则学”是从另一些事情及其制度安排来看与吏治相关的教育不公正。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不过，即使在封建社会，也只有吏治昏暗的朝代才会大量发生这种事。至于用权势和金钱来搞学历、搞学位，搞博士或状元头衔，那是在封建社会也办不到的，即使用自己的万贯家财也不行，更不要说用公款了。公平考试选拔人才是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一，学历学位买卖或变相买卖从来都为天理国法所不容。但是现在有官有钱的人可以轻松地搞到学历，用公款在职买“硕士”、“博士”，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种事态如何不使文凭贬值？
学历学位与官职官位挂钩，是现行体制条件下的一件相当无奈的吏治“改革”。按常理，国民教育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的学历学位必经公开的考试遴选，艰苦攻读，达到充足的学术标准才可被授予，决不能凭特权获取。看见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在寒窗苦读，有的家境困顿，已达生存之极限，而这些高官却以这种近乎丑闻的途径“带薪”、“在职”地获得中国几乎是最好学校的最高学位，怎么向青年学生交代？延续几十年的“领导提拔、组织任命”的旧制度，已经造成了一个基本缺少行政能力而只善于迎逢上意的官僚体系。文凭和学历的用处之一就是使能力成为显信号与真标准，通过这个真实信息，政府、选民和雇主可以比较容易找到高能力（即高学位）的人。但是，在“仕而优则学”背景下，学历与学位已异化蜕变成伪标志与假信号。举例说，若规定处级干部必须具备硕士学位，那么，没有这个显信号的官吏应立即辞职，让有硕士学位的人来竞选或竞聘这个职位。现在可不是这样，无学位的官吏们很快就可以用权势和公款到所谓的“研究生班”里混几天，就可以弄到“硕士学位”。在这种官僚体系垄断下大部分吏制人事改变都只是空谈而已。学位与学历不再是能力的显信号与真实标志之后，教育和学校就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官员与大老板用权势与金钱买学历学位，名大学攫取教育垄断租金，一个教育腐败形成的“塔洛克寻租”四边形也已经浮现，而支付这笔租金的是公款。
用公款买学历无异于贪污，而且更甚于贪污。一个贪污者只窃取了金钱，而一个在职官员用公款买学历，他在窃取金钱的同时还窃取了不能用金钱买的东西——文凭，破坏了教育制度的公正性。权势与金钱和学阀的“三位一体”，已然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一大景观。现任官员与老板拿走了最好的学位，从而将名正言顺地以知识化和现代化为幌子来占据所有的有利位置，天下贤士则很难成为国家栋梁而只能痛感寄人篱下了。
2.假文凭大量地存在于中国社会
假文凭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2004年我国进行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了60万人。因此可以断定，至少有60万人持有假文凭、假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