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身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实学教育传统，从先秦墨子的功利教育，到南宋事功学派的实践，再到明清之际功利教育（实利教育）的流行，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科学（包括技术）教育的潜在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背景中，一方面有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义利观，另一方面也有着“合其志功而观焉”的墨家义利观，而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制导下，儒家也并不绝对排斥实利（包括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及其文化教育的作用及意义。但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推崇，是一种被动式的对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强势力量的应对，这种应对随着时代、社会变迁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国外引进的教育思想和模式，无论是在帮助中国人挣脱传统精神枷锁的“解放”过程中，还是因受外来利益的支配从而不自觉地被“奴化”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管是已经消逝的科举，还是正在风头上的高考，它们的出现都对教育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把科学的“教什么考什么”转变为功利的“考什么教什么”，使得教育逐渐远离教育自身的规律，向着科举与高考的考试内容转向。原本高考应该是通过“抽样测试”来考察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可当学校教育为了将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更好的高考成绩时，学校教育并不在于如何系统地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而是致力于对高考“抽样结果”的研究与琢磨，从而尽量减少教学内容，提高“高考内容”的教学质量。虽然这种做法会以牺牲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为代价，但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都认为高考成绩的提升足以弥补这个代价。如果我们坚持“教什么考什么”的教育原则，那么教什么与考什么的选择责任就在教育身上，对教育科学就更依赖；如果我们不得不坚持“考什么教什么”的考试原则，那么考什么与教什么的选择责任就落在了考试身上，对考试科学就更依赖。那么，高考考哪些科目，考这些科目中的哪些内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难度，这些问题的确定又是依赖于什么科学呢？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在考试科目上的游离非常频繁，而且我们看不出这种频繁的变革在坚持什么样的原理或者原则，反倒是经常出现倒转与反复。在高考的强势牵引下，学校教育对高考考试内容的应对也显得非常被动。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非常固定，那学校教育也就会执着于在这些内容上提高教学质量；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处于规律性的变动中，学校教育也会根据高考内容的规律性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不断变化，而且还没有可以遵循的变动规律时，学校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的取舍与选择，就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因于学校教育的功利，高考自身的无序引领也是催生学校功利教育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教育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份儿上，表面上看该用板子狠抽“应试教育”的屁股，实质上则是方方面面的功利观念在教育环节的延伸或落脚。家长想借其孩子寄托自身未来，教师则欲凭借其学生体现自身的“价值”。而具体到学生，就只能做“功利教育”百依百顺的道具。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要回归到人的精神发展教育链条上来。由于浸透了功利主义，教育文化已丧失了人道主义精神，致使学生人格发展产生扭曲与变态，导致人们将学习看成是“鲤鱼跳龙门”工具，为了高考而学习，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出人头地而学习，而不是为了掌握科学本领而学习，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学习。结果是一旦达到目的就失去学习的动力，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也就失去心志。
2.值得沉思的中国人才教育议题
当今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技兴国、教育兴国，加快培养和吸引一流人才，加快强国兴邦的步伐，是中国面对的重大课题。
对于何以培养不出大师，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缺乏学术独立的机制，有人归因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不够牢固、精英教育不够突出，有人觉得是改革开放后扩招等产业化政策走了弯路，有人批评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中国社会重商抑教，甚至也有人干脆指责所谓“培养不出大师”是国人对当下形势不自信的表现、根本就是个不值得一驳的伪命题。无论怎样，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人才与教育乃是关乎未来的头等大事。毋庸讳言，最近十年中国教育取得了不少突破，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得以实现，高等教育也由精英化跨越到了大众化时代。不过，教育领域中仍有许多累积多年的顽症亟待“医治”，从奥数到高考，从特长生到特招生，从赞助费到产业化，从教材改革到民办教育。然而，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试教育已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固化。请看一个小学期末语文考试题，“弯弯的月亮只能像小船，不能像别的，否则就扣分”，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标准化”大道！把孩子的想象力、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统统扼杀了。中学、大学里的期中、期末考试，列出十二个复习题，不用说了，考试就要考其中的十个、八个，学生们只要背下来就能通过考试，获得高分！中学、大学所谓的英语“标准化”考试，只要按其模式，再加上熟练掌握各种题型的猜题技巧（包括作弊技巧），猜也能猜及格！至于学的是否是“聋子”“哑巴”英语、是否听得懂、说得出、是否学以致用，先不管，把中考、高考、学士学位证书拿到再说。
尽管多少年前就在提倡素质教育，可考试体系不改，还是一句空话。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素质教育迈出实质性前线。
（二）产学研脱节现象十分严重
一个国家缺乏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无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一个企业没有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只能在市场上随波逐流。但自主创新并不能自动实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就难有独立、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样也就难以催生创新精神，从而难以产生创新成果。
促进科技创新，必须努力发展教育，广泛开启民智。从当前来讲，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构建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宽松的企业制度尤为重要，高技术的前沿创新更有赖于一大批高扬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大旗企业的崛起。******同志曾说：“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创新只有与产业相结合才能焕发青春光彩，产业也只有不断实施技术创新才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二者都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因此学校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要把生产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才能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竞争能力。
然而，我国产学研三者的结合却不尽如人意，科技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万多家科学研究机构中，约3000家实行了企业化，占33%。绝大部分非基础性研究的科研开发机构还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难以开发出市场所需的科研成果；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中，企业经费支出约占60%，而美国、日本、德国均在70%以上，表明我国企业科研开发的主体地位不强，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仍占相当高的比重，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根据2001年《洛桑报告》，“企业效率”是中国竞争力四大要素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不但其竞争力水平低，而且从1998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效率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从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业科技竞争力不足是制约我国整体科技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企业效率成了影响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不利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提高，发展高等教育，是国家和企业科技竞争力最重要的智力支撑点。如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9%，美国在1961年时就达到1.2%，2001年提高到7%以上。中国2014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4.15%。近几年，中国高校不断扩张，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000万人，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高校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更为严重。企业迫切需要的既懂设计，又精通外语、外贸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招不到，高校目前的培养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要求。如全国有180所高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在校本科生7万多人，每年本科毕业生不到2万人。而全国从事国内外贸易的生产型企业已达870万家，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每年约20万人。但近年来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20%，远远低于全国大学就业平均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实践要求严重脱节，学生素质不符合社会对高层次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标准。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状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我国目前每年取得科技成果3万多项，在生产中稳定使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不足20%，而最后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50%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其原因是：科技成果自身与市场脱节严重，缺乏成果转化时效性观念，资金不足也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同时还缺乏有效的技术市场中介和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经纪人队伍，缺乏合理的、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估标准和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提升效益就将成为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