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阶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重新洗牌并开始固化，社会阶层的新变化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马太效应”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中国出现“笑贫不笑娼”的怪现象。中国社情复杂、潜藏危机，群体事件接连不断，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恶化了社会治安环境。黄赌毒贻害无穷，色情服务沉渣泛起，赌博在地下蔓延，毒品暗流成灾。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和基本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还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需要同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诸多矛盾问题。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各种矛盾交织，各种利益博弈，很多问题的解决处于两难境地。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许多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并使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高风险期。
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
目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改革过程中有些政策选择的短期功利性以及超大型国家长期积聚和潜伏的问题，导致决策失误、高官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等危害社会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各类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劳资矛盾冲突加剧，重大事故频繁发生，社会发展处在高风险期，社会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一）中国社会阶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社会的结构总体上已从传统农业、农村社会结构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四个方面的变化。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初步实现转型。2005年中国的总人口突破13亿。2007年底的总人口是132129万人，比1978年的96259万增加35870万人。2007年出生1591万人，出生率是12.1‰，死亡910万人，死亡率为6.93‰，净增68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17‰。与1978年18.25‰的出生率、6.25‰的死亡率、12‰的自然增长率相比，中国已经由一个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三高”国家，转变为“三低”的国家，呈现出现代化国家的人口特征。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7462万人。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很快。1990年全国65岁以上的人，还只占总人口的5.6%，2000年已达到7%，2007年为8.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1990年在总人口中高中程度的占8%，大专以上的只有1.4%，2007年，高中程度的占12.6%，大专以上的占6.2%。后者增加了4倍多，这就是说现在全国有8192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标志着我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产业结构上看，直到1978年，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全部就业劳动力中，农业就业占70.5%，第二产业就业占17.3%，第三产业就业占12.2%；到2007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转变为40.8%、26.8%和32.4%，初步形成工业化的就业结构。特别要指出的是近30年来，新增的3亿多职工中，约有60%是从农业以各种形式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力，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部门向经济效益较高的部门转移，这既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表现。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中国的城乡结构状况也显著改善。一般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有的城市化还超前于工业化。然而，直到1978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还仅为17.9%，明显滞后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经过30年的改革和多方调整，到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加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4.94%，接近50%的工业化国家标准。城镇人口新增4亿多人，其中60%以上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接受城市化、社会化的洗礼，逐渐转变为市民，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城乡结构。
当今中国社会成员的多元化，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致形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层结构；此后的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其中又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1978— 2007年，中国工人总人数增加33711万人，其中有约60%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二是新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到2007年，这个阶层的总人数已达1396.5万人，拥有注册资金97873亿元，雇用员工5856.6万人，成长为一个具有很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阶层。三是社会中间阶层逐渐成长。据估计，2007年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23%，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38%左右，这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起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新的社会结构还是初步的，还不全面和不平衡，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就业结构方面来看，在占全部就业人口50%以上的非农就业人口中，有1.3亿多人是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很多其他社会问题。其次，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07年，在中国的GDP构成中农业增加值仅占11.3%，而在当年的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0.8%，在人口城乡结构中农村常住人口占55.1%，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等等。此外，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远不是工业国家应有的橄榄型的结构形态，而是洋葱头型社会阶层结构。关键问题是，该减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增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至今仅占23%。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重新调整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中国社会各阶层出现新调整和分布。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公务员、资本所有者、中等收入群体、体力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
所谓国家公务员阶层，是指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
所谓资本所有者阶层，是指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所有者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所有者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近似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者”就是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人。依照中国官方机构的定义，年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属于我国“中等收入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8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8000万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大约6.15%已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小私营企业主、发展较好的个体工商户等和“新中产阶级”；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典型的如大、中型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
所谓劳动者阶层，是指位于当今中国社会底层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其共同特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是指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甚至不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是指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过剩或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是社会的主体。发展型是指拥有部分稀缺资源，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综上，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
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因其所处的生活、工作环境的不同、自身需求的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具体表现为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和期望的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各阶层需要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
（三）重新洗牌的各阶层开始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后展开并不断深入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中，已经形成并还在不断分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层次。这种变化对于********的社会力量整合、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主要阶层的情况，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从“一种身份”到“多个阶层”的农民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经过了从“一种政治身份”到“多个行业阶层”的分化过程，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在“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内，国家权力成为影响阶层差别的主导性变量。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成分，农村居民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等政治性身份，成为确立政治经济地位的主要依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地主阶级土地被没收，被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序列中清除出来，并被强制参加劳动，逐渐成为农民阶级的一员，自此，中国农村形成了高度同质的阶级结构。1952年到1958年陆续形成的“户籍管理”、“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交通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度”，正式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市招工的渠道完全封闭、高考制度遭到废除，农民被束缚在以“工分”为中心的重复劳动中。农民社会流动的渠道被阻断、自由就业的市场被关闭，只能固守着与生俱来的“阶级标签”。在“一大二公”的生产体制内，农民阶级这种先赋性的“政治身份”很难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