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语教育明显受到了“冷落”。一份对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等几所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初中同学认为“语文和英语一样重要”，所花时间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高中同学认为“英语更重要”的比例急剧上升，而认为“语文更重要”所占的比例极少；高中生存在明显的“重英语轻语文”现象，而有半数的初中生对英语与语文孰轻孰重没有明确的感觉。结合前面大学生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与学生的年龄成反比。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英语越来越受到重视，语文却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母语又怎么抬得起头？我们的母语教育又怎么“灿烂”得起来？如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该如何传承、延续？
如今，我们母语教育偏重其实用的“工具化”，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语文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所特有的人文品格传递着“爱国主义的思想、人格的价值观念、人际和谐的思想、社会的责任观念”。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语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它能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将人类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劳动的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内化为自身全面的素质。因此，语文教育需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人文精神，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但是，现实中的语文教育并不乐观，集中体现在语文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严重，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轻人文素质的培养、急功近利：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注重知识学习，淡化能力训练，注重方法训练，淡化审美需求。这种偏重工具价值的教育观念，重视训练并培养人的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注重纯理性的由大的语言单位向小的语言单位的解析。篇章解析为段，段解析为句，句解析为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似乎每一级语言单位，都是“形”载负着“义”，“义”又依附于“形”，通过析“形”就可得出“义”。其结果是使原本充满喜、怒、忧、惧、爱、憎、欲的感人至深的文章，让人觉得似乎只是由字而词、由词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如此逐级拼合而成的。于是，原本充满人性之美、趣味横生的语文教学，变得烦琐凌乱、枯燥死板、味同嚼蜡。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已被异化为如同大工业生产的一条流水线”，“个体生命则被流水线整合成统一性质、统一功能甚至统一造型的某种标准件，成为丧失个性活力和生命冲动、斫平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教育产品’”。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忽视甚至摒弃了受教育者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抹杀了语文教育本应包含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由于缺少母语文化的滋养，青少年逐渐丧失了个性和活力，失去灵性，失去理性，最终失去人性，直至变成刻板单调的“平面人”。
（三）全民英语热对中华文化产生深层影响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具体体现，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等都深蕴于语言符号的逻辑之中。因此，英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教育，同时它还是一种文化教育。
如今，中国人对外语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状态，其最典型案例，就是《疯狂英语》老板李阳组织学生集体向老师（英语）下跪的顶礼膜拜活动。如此外语崇拜，显然是一种文化侵蚀，具有麻痹思想、削弱自身优势发挥的潜在作用。幼儿学习一门外语，同时就是接受一种异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但是，在习得一门外语时，如果学习者不能坚定地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则极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殖民，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安全带来极大危害。因为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都展示为强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会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尚未成型，自身民族的文化身份尚未在其意识中确立，更勿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过早引入强势的西方文化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并在整个社会对西方文化盲目认同与追随的现实语境和氛围下，最终加剧和加快整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疏离和消解；同时，由于受教育者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提前，相应地在其一生中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就会延长，这无疑就会使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和牢不可撼，而自身民族文化则因话语声音的微弱而极有可能由文化的中心地位被排挤到边缘，并居于次要地位，从而在文化生活中沦为西方文化的注脚与附庸并最终丧失话语权力。
从文化深层的角度来看，幼儿英语教育会与后续英语教育和目前中国文化失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一起，影响受教育者个体传统文化基因的形成，并最终引发基因性的文化灾难。文化基因不同于生物基因，后者具有一种先天生成性，即在生命个体诞生之时即已成形、铸就，它主要与生物因素、自然环境相关；而文化基因是后天生成的，基因的编码、排序、组合等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它直接决定文化的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基因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化基因伴随着文化个体的逐渐社会化而渐渐成型，而社会化的早期是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文化基因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渠道，教育的内容决定着受教育者个体文化基因的具体文化样态，并由此而决定着个体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行为表征。因此，总而言之，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早期教育对社会个体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文化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幼儿教育阶段引入英语教育，由于当前中国文化严重失语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西方文化恶性膨胀，中国文化急剧萎缩），这种畸形的文化现象势必会通过英语教育给幼儿在文化基因的形成上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很容易直接侵入或强行嵌入中国文化的基因序列中，并对中国文化基因形成大面积的更替、置换；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容易对正在成型中的中国文化基因产生影响，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并与中国文化形成本质的差异。由于这些影响发生在文化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幼儿阶段），它改变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内核，因此，相对于文化基因成型期（成人阶段）的西方文化影响而言，它无疑会对文化个体的文化态度和取向产生更为根本性的制导作用。而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发生文化基因畸变的文化个体，在深层的文化心理和表层的文化行为上，则势必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危机，并最终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危机。这种由于英语教育的低龄化扩展和延伸而引发的基因型文化危机对于民族文化的命运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由变异的文化基因控制的非常态、非理性文化态度模式会自动生成且难以矫治，而且往往都会演化成为一种固执的文化思维模式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幼儿英语教育项目的开启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在我国西方语言文化教育已经实现了对受教育者个体整个学校教育阶段的“无缝”覆盖。它同时也标志着西方文化已从民族文化之根上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改造与置换。它意味着西方文化已通过合法化的教育渠道和体制化的方式进一步掌控国民的思想文化意识，并更进一步在当前中国文化教育软弱无力的背景和形势下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对于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而言，在参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支撑和有效的保障，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全球化中，中国民族文化个性的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如何正确应对挑战、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如何克服和消除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负面效应，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并且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