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兵力的出动与使用问题，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看法不大一致。与会者都认为红军应及时开拔抗敌，但对具体时机与兵力运用有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应在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取得必要保证后才出动；有的主张晚出兵不如早出兵，早出兵政治影响好，对解决给养也有好处。有的主张红军分批出动，先出三分之一，因为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何况国民党在边区周围还有10个师；有的主张全部出动上前线。关于作战方针，也有山地游击战与运动游击战的争论。张闻天不是军事家，但在会上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指挥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的独立性；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要很好使用。抗日是持久战，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我们宣言全部出动；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真正提高信仰。他指出：“正确的领导，模范的工作，谦逊的态度，艰苦的作风，准备持久战争，是我们争取领导权的要素”，“最近时期，［中央］只能在延安”。
8月25日毛泽东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完善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正确地指导红军实现从正规军向游击军、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张闻天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主持洛川会议后的统一战线座谈会
洛川会议后，紧接着在8月27日召开了统一战线座谈会。张闻天主持会议，座谈、讨论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抑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即谁影响谁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谁的问题。讨论的问题及张闻天的发言内容均据会议记录。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共产党经过十年斗争重新公开合法地走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远见的。
张闻天在座谈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特别提出“警觉性”问题，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要增长。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同而看不到区别，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是不对的。张闻天认为我们党本身也有右倾危险的因素。一是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诱惑力很大；人家灌米汤，就轻易相信人家。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斗争经验，我们有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但其他斗争的方式就不熟悉，而国民党有相当经验，钱、人、地位都有。针对右倾投降危险，张闻天提出纠正和预防的主要措施。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严重提出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教育。他还指出不要将无产阶级意识变成神秘的东西，拿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就是无产阶级意识。
积极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
洛川会议结束以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张闻天配合、协同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指导党的行动，做了大量工作。
洛川会议以后，针对国共合作成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倾向，张闻天、毛泽东及时致电上海党的负责同志，指出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斗争，是对国民党的投降。这种倾向在部分“左”倾领袖和党员中是在增长。如章乃器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如“少号召、多建议”）应该在报纸上适当批评，对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电报指出，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在目前形势下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洛、毛1937年10月13日致小开、刘晓并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胡（服）、林（伯渠）电，以《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为题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小开，即潘汉年。胡服，即刘少奇。
为了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央书记处于10月17日发出指示，明确提出，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公开批评国民党对民众救亡运动的“统制”与“包办”（实际上是包而不办）的错误政策，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开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对上海救亡工作的方针，张闻天、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8日、11月12日两次作出指示，前一次要求扩大救亡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活动，用事实揭发国民党及抗敌后援会包办政策的错误，以达到抗敌后援会的民主改造；后一次部署上海失守后公开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工作方式也应转变，整个救亡运动的中心将转移至武汉。洛、毛1937年10月18日致潘（汉年）、刘（晓）电，洛、毛11月12日致博、潘、刘电，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76页。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迁就倾向。张闻天完全肯定并坚决支持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10月10日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批评他们包办的陕西抗敌后援会“统制”、“限制”、“压迫”民众救亡运动。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论的真相》，以编者按方式对指摘公开信是“汉奸挑拨离间”进行了坚决的驳斥。《解放》周刊第1卷第24期。
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纠正和预防。继7月闽西红军何鸣部被国民党欺骗而缴械后，9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中丧失独立性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于1937年9月14日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并合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内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指示否定原定谈判条件，重定办法，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等条件，并要其他各边区谈判时严戒蹈此覆辙。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1937年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4页。，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十年血战取得的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我们则要保持这些战略支点。根据国民党的要求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十分不利，故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不应无条件集中。实际上，有的应在一切问题解决后集中，有的绝不应集中。而对集中的部队，应拒绝国民党派人插入，国民党也不得干涉领导指挥及其作战。这就保证了党对南方14个游击区和新四军（1937年10月12日正式公布改编）的绝对领导。
在改革政治机构、参加政权问题上，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发言指出，要在确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允许共产党公开，发动群众抗战等条件具备后才参加政府，现在则还未到此时。这表明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共产党准备参加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但不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同时又提出了在特殊地区和敌占区可以参政，国民大会之类代议机构容许参加，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进行等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灵活做法。同上书，第345-347页。
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以后，最重要的当然是军事战线。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八路军的军事部署，张闻天在论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洛川会议以后，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张闻天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17期，署名洛甫。。张闻天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简要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文章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指出，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必须做到：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实现全国人民的总武装；同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斗争，使全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此后，张闻天又在《解放》周刊上陆续编发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1卷第25期）、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30期）等研讨和指导抗日持久战的文章。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9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张闻天作《目前抗战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自己的力量”、“日本的力量”和“国际的力量”，论述了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通过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道理。据中央档案馆存记录稿。所有这些，都为毛泽东的光辉着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的诞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闻天对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是坚决支持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张闻天即于11月15日作《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25期，署名洛甫。总结了卢沟桥事变以来山西抗战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既肯定阎锡山从“守土抗战”到组织“牺盟会”进而组织“战地动员会”的进步，又批评他未能突破片面抗战路线因而招致溃败。文章指出，太原失守之后“我们对于山西的前途并不悲观。八路军现在还坚持在山西，它正在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在山西已经开始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新阶段”。文章宣告，“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张闻天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这个战略支点的伟大意义：“共产党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的例子，证明给全国人民看：不论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样（厉）害，不论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消耗它，疲惫它，瓦解它，打击它，最后完全驱逐与消灭它。”他希望阎锡山及现在山西的一切力量同共产党一道干下去，坚持游击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闻天这篇文章提出的战略任务，同毛泽东关于在太原失守后华北八路军的任务和军事部署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敌后农村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已有9个旅50个团，真是“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收复失邑，成绩昭然”。引自1940年5月周恩来致阎锡山信，《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山西全省山区、乡村成为广大的敌后战场。阎锡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独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转引自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